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野筆記

穿行田野，我是誰？ 跨越偏見地圖，他是誰？ 一個台灣原住民女孩的中國人類學壯遊。 　　「旅行是終究會離開的到訪，生活不是；田野則像一場很長的旅行，但必須以生活體驗。」 　　「我學習人類學家帶著一些預設和想像進入陌生的地方，而實際狀況往往與想像不完全吻合，甚至更多是全盤推翻，只能重新來過，而重啟的過程中，唯有將自己縮得很小很小 ，才有可能獲得更大的空間——學習和獲得知識的空間。」 　　在台灣她是原住民，在中國她是「台胞」，在新疆、甘肅她是「北京人」⋯⋯ 　　一個女孩在中國的三年之旅，順應「人類學研究生」身份，以田野調查的心態度過在這裡的每一天，通過日常生活體驗，試圖做個「當地人」，然而當外來者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好不容易建立的認知，以及攜帶在身上作為台灣人的固有思考，卻往往又是處處碰壁的「偏見地圖」。 　　「北京來的」研究生？或是「台灣姑娘」？得到的會是兩種不一樣的對待眼光和互動模式，那麼，我究竟是誰？作者藉人類學的研究面向，透過語言、飲食、時間、移動、家鄉以及差異，觀察田野上的自己以及遭逢的種種窘境、衝突，不僅印證、反思所學，更是一次拋開書本、知識之外的壯遊。 　　作者以「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如果有，喝兩碗。」一文，獲2016年網路平台「芭樂人類學」舉辦「第一屆芭樂籽大賞」首獎「金芭樂」。該文引起廣大的轉貼，以及網友熱烈迴響，「作為一個新疆人，我被你真誠的記述所感动，能這般白描新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見你人類學者的素質。謝謝你做的事情，希望你從中找到快樂。新疆需要這样的記述。」「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堆疊出奶茶的重要和所佔的文化份量，無論是閱讀或想像都是令人神往的體驗。真想來一碗奶茶。」「看完我也想去田野。」

　　理解他者原來是看見自己的最好途徑，這本書領著我們經由日常生活，成為（世界）文化公民。──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忘了我是誰吧 「聽你說話，台灣來的吧？」 「台灣人到底咋想的？」 「你說，咱們中國真適合民主嗎？」 大陸尋奇和流星花園 「哇，他們說話真的跟大陸尋奇一模一樣！」 「哎呀，好像在看台灣偶像劇！」 吃啥？怎麼吃？這是個問題 「這是啥？」 「那是啥做的？」 「就⋯⋯可樂啊！」 北京時間新疆生活 「有的時候好像看得見自己仿若一隻轉個不停的陀螺， 置身於一個充滿樹獺的世界， 但⋯⋯你覺得他們慢那是因為你快。」 遠行的意義 「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 『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 小哥關上車門後、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家鄉是因為離去而設 「覺得所踩的這塊土地是屬於自己、 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情也都關乎自己， 這好像才是所謂故鄉真正的含義。」 月亮隱蔽的一面 「你看你千里迢迢從台灣來， 從台灣那一半面的月亮摔下來，摔到北京來， 你想看見的究竟是什麼？」 後記

後記 人類學的成年禮 　　加娜和我說，她為了排解做田野期間的苦悶，帶了一本《人類學家在田野》作為心靈調劑，遭遇挫折困難時就拿來翻一翻，閱讀別人也曾有過的煩惱憂愁多少平衡一下自己正面臨的窘境。想想真覺有道理，很後悔自己當初做田野帶去的淨是些理論書和地方誌，難怪越讀越憂鬱。後來，讀到了馬林諾夫斯基遺孀整理、出版丈夫田野期間的日記《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便決定再去做田野的話一定帶這本書。 　　以研究西太平洋庫拉環（Kula ring）著名，進而成為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一代宗師的馬林諾夫斯基，在著作中百般強調深入田野工作是每一位人類學者不可少的責任，藉著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生活體驗，趨近一種絕對意義上的「他者」，最後反求諸己。他在書中這樣說： 　　….我們可以進入野蠻人的意識裡，並通過他的眼睛觀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豐富和深化我們的世界觀，了解我們的本性，並使它在智慧上和藝術上更為細緻。若我們懷著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蠻人）的基本觀點，我們無疑會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們不能擺脫我們生來便接受的風俗、信仰和偏見的束縛，我們便不可能最終達到蘇格拉底那樣認識自己的智慧。 　　本著這樣高貴的學術情操和道德覺悟，馬林諾斯基所表彰的田野工作形式成了人類學者心中的麥加，更被視為每一位人類學學生的成年禮──未經此磨練，便不得稱為成熟的人類學者。然而在他的《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中所揭露的內容卻推翻了這整套論述，日記裡不僅以若干帶有歧視性、不尊重的詞句形容當地人，也不諱言自己對此地的不耐與偏見，甚至還有一些對當地女性的性幻想描述。此書甫出版便在學界掀起輿論狂浪，人類學與人類學家被批偽善，但也有聲音以學理角度捍衛這本書存在的價值。《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究竟是怎樣的日記？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說法是：「暴露了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身心分離』的狀態⋯⋯以及長達三年身在此處心在遠方家鄉的『人格分裂症』」。 但，這樣一本真實到似乎過分了的日記，卻也說明了人類學者在面對異文化和田野時所遭遇的切實處境：人類學者帶著情懷和期待進入田野，同時也在田野中受到道德感和知識論的綑綁。」 　　至於我讀這本日記所受到的震撼，則並非對人類學大師或是田野工作的幻滅，彼時的我已經做過幾次田野，在北京也生活了一段時間，因此對遭遇「異文化」的挫折和沮喪頗有同感，並常以那些負面經驗和情感鞭策自己，進而懷疑是自己的能力不足才導致這麼多不如意事情發生。因此，《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對我來說，是一種救贖。 　　《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寫的也是日記。這本書取材最多的是我在北京生活的日記，和在田野期間所記錄的筆記。總和這些文字的樣貌狀似參差不齊，既非呈現線或面的分佈，且充滿日常生活的不確定感，一言以蔽之，就是散漫。相較之下，田野筆記會更紮實一些。在田野，每當一天結束，總要強迫自己好好寫下今天發生的大小雜事和思考，以便成為未來撰寫論文的取材。我甚至曾希望藉由這些厚薄不一的生活經驗與材料，能寫出一本知識量驚人的書，但放眼台灣出版，寫中國、寫新疆的書並不少，如何脫穎而出呢？每每思考到此，我就當機了，然後會有一段時間不敢直視自己的文字。 　　寫《消失的老北京》的梅英東在一次訪問中說到，寫中國很難。許多美國讀者讀了他的書之後，很納悶地問他，那些無處不在、高壓集權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書裡為什麼變得這麼清淡？為什麼你不談談法輪功？他的回答是，我不可能天天纏著人家問他們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也不會有人天天上門來專門和我談論這些。「我只是在寫我知道的事情，『法輪功』不是我的故事。」梅英東這麼說。他描寫的是最普遍的生活，沒有過多的壓迫色彩，不需要過度想像的他人生活。這正也映照了我的觀察角度。 　　在三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發生的許多事情也曾使我氣憤難平，有的甚至我引起我強烈同情，這個失速的環境與無所不在的政府，一次次打擊我對美好社會的期待。我與新疆產生連結之後，這樣的經驗更是不減反多。在烏魯木齊，晚上與我共乘出租車的少數民族男性朋友，甫上車便被司機喝令坐到後座，前座與後座之間架著與囚車內部無異的封頂柵欄，我和朋友就這樣像牲口、罪犯一樣，隔著鐵欄杆望向擋風玻璃的前方。朋友悄聲對我說，由於擔心攻擊事件發生，晚上少數民族男性是不被允許坐在出租車前座。我不禁悲觀地想，方才無顧我們招手疾駛過去的出租車，有幾輛會是因為朋友少數民族的臉孔？ 　　我寫了親眼目睹的平淡故事，也難過於聽聞的負面經驗。一個群體、一個地方或者說一個國家，應該如何被敘述才足夠正確？我不知道，但始終相信這些瑣碎的故事有其存在的價值。 　　去中國上學以前，我和大部分台灣年輕人一樣，對中國可以說一無所知。這種無知並非字面上的意義，而是由於對表象的過度信任導致的整體迷失。所以，剛到北京，我會先注意到滿街鋪天蓋地的社會主義標語、符合我想像中的髒亂街景，以及被我寫進日記裡的北大宿舍沒有門的「落後」澡堂。我們必定都帶著某些特定的濾鏡觀看自己和外在社會，對某些地方與人群的濾鏡尤其深厚，例如台灣人看中國，內地人看新疆。「偏見地圖」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揭露了無知的普遍性，在引起共鳴的同時，似乎也默許了偏見的持續發生。 　　然而學他們一樣過日子一段時間，面對北京、新疆乃至整個中國，我已經無法再有多麽精準或批判性的言論了。時間平等地在我們之間流逝，我和他們一起經歷的平淡日常，我覺得至為珍貴。在北京，我以一個台灣人、絕對的外來者身份，向他們描述新疆最為平凡不過的一切；回到台灣，我也試圖展示那些屬於中國的，被「狼性」、高壓、競爭，以及因失速火車般發展而引發社會崩潰底下的柔軟部分。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總有一股力量隱隱的壓迫著我的感知，它不斷地質問我：「你夠不夠像原住民？」又像與小惡魔對立的小天使一般自我開解著：「沒有人能定義你是誰，又該像誰」。認同障礙最使人痛苦的一點是，它使你無法摸清自己的輪廓，不敢磊落敞亮的宣稱你自己是誰。我一邊像個業餘的研究者一樣觀察著我所屬的群體，一邊學習和模仿使自己看起來更為自然。 　　在我到新疆做田野之後，覺得自己「很不文明」的這種念頭不斷地發生。這種不文明感是來自於與穆斯林、遊牧文化的遭遇，我在受到這套陌生宇宙觀規訓的同時，發現自己只能以一種最為蒼白普遍的「現代化知識」與之抗衡。偏偏這套知識是行不通的，科學與進步觀在幽遠流長又饒富趣味的民族知識面前如卵擊石。我開始羨慕起能以族語表達天氣狀況、地理位置的朋友，他們擁有一套不同於現代知識的宇宙觀，能看見我所看不見的。 　　在尋求異己的同時，我必然回到自己。 　　人類學於我是解決自己個人問題的學科。再沒有任何知識，能像人類學這樣同理那些因成長背景的結構和歷史所造成的傷口；也沒有其他學科方法如此鼓勵你承認己文化的侷限、正視異文化，或是民族知識的獨尊地位。人類學像是最經世濟民的一種學科，它將聰明又有抱負的研究者潑灑到不為人知的角落，進行與該社會息息相關的研究，並且要求研究者進入之後勢必展現獨善其身的面貌。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每每想著，究竟怎樣的期待、怎樣的背景的人會對我述說的故事有所共鳴？共鳴和同感很重要。我們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挾帶著過往的偏見，但共鳴和同感會讓我們能夠對話。而人類學強調的「共感」，則不只是人群之間的彼此認識與理解，還有我在新疆經驗體會到的同理彼此的歷史。 　　去年（2016年）我在網路平台「芭樂人類學」投稿，文章發表後被北京的師兄轉載到微信上，不只北京的師長同學表示喜愛，連在新疆認識的朋友都紛紛發來賀電，給予我太多太多熱情的鼓勵。我受寵若驚，甚至覺得太為過譽，不好意思再承認那篇文章是我寫的。回頭細細檢視朋友給予的回饋，發現他們無一不感動於「這樣一篇溫暖的文章是來自遙遠的台灣朋友所寫就的」，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遙遠，更有文化之間不可化約的陌生。 　　文章底下有一則評論這麼說：「作為一個新疆人，我被你真诚的記述所感动，能这般白描新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見你人類學者的素質。謝謝你做的事情，希望你從中找到快乐。新疆需要這樣的記述。」我感動於他對這件事情所寄託的祝福「希望你能從中找到快樂」，即便在田野期間、在中國求學的日子裡，我並不全然快樂，很多時候被憂鬱和沒自信綁架，也常在一些相對普世的標準下隱隱感到後悔。但，在學習謙卑和同理的過程中掙扎，接受知識的陶冶和洗煉，把自己從「自己」裡面拔除出來，不可諱言是快樂的。 　　人類學在此時又像是一門博愛的學科，展示著發生在這個世界不同人們的生命故事，串連起彼此無法相互控制的每具身體，搭建了相互看見的橋樑。不管哪一個時代、什麼歷史前提之下，都是我們生而為人最珍貴的責任。

遠行的意義 「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 『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 小哥關上車門後、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 2015年夏天我出發去新疆，同年寒假已去過一次預調查，這次是單獨前往，正式展開田野調查。我心想，田野這麼長，要花的錢還有很多，不如就先在旅程上省一點吧！於是打算買火車票。接著又想，既然硬臥也是半躺不坐的卡在床鋪裡，那乾脆再省一點，坐硬座吧？反正都是坐，差不到哪裡。 誰知道等上了車，發現車廂內部設置全然出乎意料——我原先以為硬座的車廂與座椅就像台灣火車的自強號那樣——是兩排「對望式」的三個座椅，中間沒有扶手，椅背豎直無法調整，座位之間空間狹窄，儼然不是個能夠舒適度過30多個小時的環境。事已至此，我也無從抗拒，找到位子（幸好是靠走道）就先坐下，打算趁始發站人還不多，趕快入睡。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潮使得睡一覺這件事情變得無比困難，因為一等座位都坐滿以後，更多持「無座票」的乘客會想方設法擠上車，佔據每一寸他們看得見的空間，例如，我的腳邊。在發現小腿成了某位陌生大爺的靠墊之下，我根本無法入睡，只得拿書出來看。漫長又不適使我喪失與旁人互動的興致，恨不能化成一座巨大的鐘錶，飛速撥轉自己的秒針與時針，轉瞬間到達目的地。這當然不可能，所以到了西安站後，我試圖與鄰座帶著小孩的阿姨聊天以打發時間。 阿姨在太原上車，因為只搶到一張坐票，所以帶著一張小板凳和小女兒交換著坐。小女孩就坐在我身邊，唏哩呼嚕吃著泡麵。阿姨說，小女孩放暑假了，她打算帶她去新疆參加旅行團，一路從烏魯木齊玩到喀什。我看了看小女孩身上還穿著制服，阿姨連忙解釋，因為學校補課的關係，昨天才從學校把孩子接回來，一刻不停的趕著上車，去新疆光坐火車就得兩天，不趕一點會來不及與旅行團會合。我說，這樣好累的，況且車上也不好休息。阿姨靦腆的笑一笑，伸手擦擦小女孩嘴角的泡麵殘渣，說，團費也不便宜呢，坐火車省一點好，何況要讓她見見世面，火車走這麼長時間，外頭可好看了。 阿姨希望透過穿越漫長距離賦予女兒一些新的知識，開闊眼界，正呼應了俗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在人類共同的想像中，跨越遙遠距離的行為本身就已然是項壯舉，實踐跨越就是一種珍貴的經驗，特別是以人力（例如單車、馬拉松）征服廣大地理環境所象徵的能動性。在許多文化中，征服空間與距離的過程一向充滿達神聖感，人類本著終極目標克服肉體所帶來的限制與阻礙，例如朝聖和遶境等行為，目的就是透過肉體的苦行以獲得至高的精神。 於我而言，這趟漫長的火車車程，除了起初的「省錢」目的，更重要的是拉長抵達田野的時間與距離。我不確定其他人如何，至少在我的每次經驗中，「進入田野」都是一段如同陣痛期的艱難過程。在出發之前，我總是必經少則幾天多則一兩週的嚴重焦慮。物質上的準備再簡單不過，除了最基本的需求，其餘在田野中都不怎麼講究；最擔心的還是即將在面前展開的那片未知，即便有一些領頭人帶你進入田野，但報導對象與大量資訊、知識仍然在這片未知底下，唯一解方只有徒手耐心挖掘。這樣的焦慮就好比赴一場沒有考古題的考試，即便如何費心準備、極力猜題，成敗端看進入考場、打開試卷的那一瞬間。 飛機這種快速、毫無鋪陳進入某地的方式，對懼怕進入田野的我無非一種凌遲，無疑加深我的焦慮。在進入田野這件事情上，我完全不想感謝科技所帶來的便捷，只希望過程被延伸得越長越好。我情願在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旅行中，體會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移動。同樣的地理距離，在不同移動方式之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心情。 所以，儘管有了不好的乘坐經驗，受到緩慢出行、減低焦慮的誘惑，再次前往新疆，還是選擇了火車。這次我一路從北京躺到烏魯木齊了。儘管每次下了車不免雙腿浮腫、蓬頭垢面、飢腸轆轆——火車上若進食必然會有如廁的需求，而與其餓肚子，我更懶得以跳棋般的方式穿越擁擠在車道走廊的人們——我還是挺享受長時段的交通過程。 我像是背負著某種使命的朝聖者、旅行家，重複著這樣的移動時，內心總會升起一股揮之不去的神聖感。近代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已不再像以前那般充滿濃厚的獵奇色彩，針對研究者自身文化的、都市的、密集人口區域的，甚至鄰近研究者日常生活圈的研究旨趣，都隨著人類學與其他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及應用，變得越加尋常。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學生，似乎更偏愛這種透過地理意義及身體感知上的「遠離」認識何謂田野，如我經由漫長的火車旅行賦予「出發」和「遠方」意義。 在探尋田野的過程中，我曾去過四川省綿陽市平武縣的白馬寨，當地人是劃歸為藏族的白馬人，歷史上整座山頭有二十多個寨子，從山腳一直延伸到大熊貓出沒的深山裡面去。正值當地旅遊觀光產業建設中後期，公路兩邊插滿招攬遊客的旗子，由承包開發、建設與營運觀光產業公司所主導的工程熱鬧地在各個寨子展開，村子入口則立著極具異族風情的木雕拱門，牆面繪有似是而非的圖騰，以象徵白馬文化。 有一天晚上，我從山上的寨子做完訪談，想回到山腳的住處，與我同行的朋友不打算下山，我得自己想辦法才行。於是在路邊招手攔了一輛載貨小客車，我知道這樣的客車都會願意捎人下山，只要付個幾十塊錢權當報酬，寨子與寨子之間人們往來甚密，我大膽的猜想安全應也無虞。開車的兩位小哥讓我上車，順著下山的路，我們也隨意地聊起天來，他們問我從哪裡來，到這裡做什麼？我熟練地回答：「我是台灣人，在北京讀研究生，來你們這兒做些社會調查，學術研究用的。」握著方向盤的小哥一聽，激動的拍了喇叭，「你是台灣人啊！好！還沒見過台灣人哪！」想來也並不奇怪，白馬雖也屬於旅遊觀光景點，但地處偏僻，部分坐落於山中的村寨接觸到台灣旅遊團的機會也就更少了。或許是對於台灣人身分的推崇與新奇，兩位小哥對我的所有疑問知無不言，等同平白賺到一小段訪談資料；他們也積極的分享所有地方上的瑣碎小事，一趟車程下來，我連他們小學老師姓誰名誰、班上同學多少人上了大學這樣的資訊都獲得了。最後下車時，他們不願意要我的車費，留下了電話，讓我回北京以前通知他們一聲。「有知識好啊，到哪裡都不害怕」，小哥關上車門，靠在車窗上樂呵呵的這麼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