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契約：從搖籃到墳墓，我們對彼此的責任

當傳統社會體制失靈，家庭結構改變 辛苦習得一身技能不再保障就業，工作形態加速演化 醫療支出和負債不斷增加 人口老化、氣候變遷 老罵少、少怨老，代際之間摩擦不斷 退休金不足以支撐有品質的老後生活 我們需要新的社會契約 《金融時報》與麥肯錫年度最佳商業圖書獎初選入圍書籍 　　▍當代頂尖政策專家擲地有聲的醒世著作，迫切探討我們可以如何更好地相互支持以共享美好生活▍ 　　無論你是否意識到，所有人每天都經由我們在家庭、社區、工作場所和公民同胞當中的相互義務，參與社會契約。照顧他人、納稅和受惠於公共服務，界定了支持我們和將我們凝聚成一個社會的社會契約。但我們的社會契約，如今已經因為性別角色改變、科技發展、工作模式變更、人口老化和氣候變遷的危害而遭受破壞，在21世紀變得不適用。 　　本書作者夏費克為當代頂尖政策專家，著眼於人生各個階段，從接受教育、工作、養育孩子、生病到變老，說明我們可以如何重塑社會秩序。她引用世界各地的證據和例子，說明了每一個國家可以如何滿足公民的基本需求，使他們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並且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但我們對彼此的責任，並非僅此而已。比較慷慨和包容的社會，也會集體承擔更多風險，要求每一個人盡其所能作出貢獻，以便人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本書援引各國案例，指出更好的社會契約的關鍵要素，這種新的社會契約承認我們彼此間相互依賴，增強彼此間的支持和投資，並期望個體回報社會更多。 　　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發人深省的有力宏觀著作，針對人類社會當前的各項挑戰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說明我們可以如何一起建設一個更好的社會，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未來世代。

　　梅琳達・蓋茲（Melinda Gates），美國慈善家 　　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歐洲央行總裁 　　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世界貿易組織祕書長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成功的反思》作者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合著作者 　　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盟執委會主席 各界好評 　　「在這本睿智又易懂的書中，作者呼籲建立一種基於三個原則的新社會契約：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盡可能投資於人的能力，以及高效且公平地分攤風險。」——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在這本新書中，夏費克檢視我們的處境，並引用葉慈的詩句：『眼前無疑有啟示。』我們不可忽視的啟示，就是社會緊密互聯。」——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坎特伯里大主教，《展望》（Prospect）雜誌 　　「本書對當前的社會困境提出令人信服的診斷，並針對政策制定者可以做什麼提供大量建議。」——黛安・柯爾（Diane Coyle），劍橋大學公共政策教授，《金融時報》 　　「本書基於數據提供大量有用的資料，見解深刻，刺激思考。」——格蘭・阿特秀勒（Glenn C. Altschuler），康乃爾大學美國研究教授，《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 　　「本書呼籲我們利用病毒大流行的機會，重塑我們對權利與義務的看法，是對有關義務、責任和互惠的盧梭式理想的可喜更新。」——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本書令人信服地說明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契約，來處理現代的不平等和民怨。」——出版觀察網站Shelf Awareness 　　「夏費克這本有關經濟政策的最新著作，提出了令人信服的道德論點。她呼籲我們致力建立一個更慷慨、更平等的世界，並提出嚴謹、具體的分析，足以幫助讀者切實思考實現這個理想所需要的政策。對那些正在思考如何重建的社會來說，這本書是個重要的起點。」——梅琳達・蓋茲（Melinda Gates），美國慈善家 　　「夏費克基於她游歷世界的豐富見聞，結合經濟學、哲學、智慧和常識，提出一種簡單、堅實、和諧的社會契約。這是改善我們的共同生活的必讀著作。」——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歐洲央行總裁 　　「這是一本發人深省、論證優美、容易理解的著作。任何人想了解凝聚社會的紐帶為何變得如此脆弱，以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創造一個適合子孫後代生活的世界，都應該看這本書。」——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世界貿易組織祕書長 　　「在這本適時呼籲建立新社會契約的著作中，夏費克促請我們重新思考相同和不同世代的公民對彼此的責任。她繼承倫敦政經學院前校長貝弗里奇留下的傳統，為我們提出一種分攤風險和擴大機會、比較慷慨的社會契約。在政府似乎已經失能的這個時候，這本傑作為社會、經濟和政治革新提供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框架。」——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成功的反思》作者 　　「我們從許多地方聽到西方民主國家崩壞的說法。那麼應該如何解決問題呢？這本博學的著作認為，我們需要訂立一種新的社會契約，承認我們對彼此和對社會的義務，建立一種避免過去的錯誤、適應當前挑戰的福利體制。本書對我們當前急迫的辯論，提出發人深省的補充。」——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合著作者 　　「這是在歷史的轉折點作出必要貢獻的一本書。夏費克描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挑戰，並激勵我們奮起應對。這是政策制定者必讀之作，也是希望世界變得比較美好的人都應該看的書。」——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盟執委會主席

謝辭 序言 萬物崩解，危機也是轉機 1 什麼是社會契約？ 2 育兒 3 教育 4 醫療 5 工作 6 養老 7 世代之間 8 新社會契約 注釋

序 萬物崩解，危機也是轉機 　　「萬物崩解；中心難再維繫⋯⋯眼前無疑有啟示⋯⋯」 　　這是葉慈（W. B. Yeats）經歷了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懷孕的妻子在1918-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中重病之際所寫的詩。2016年，世人空前頻繁地引用「萬物崩解」（things fall apart）這句話。葉慈那首詩，捕捉到改變看似無可避免時的不祥預感。近年我們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經濟餘波、日益分裂的政治、環境抗爭，以及冠狀病毒大流行。非常動盪的時期，可能導致我們的社會秩序根本重塑。社會秩序如何重塑，取決於現行制度、哪些領袖掌權，以及哪些思想正流行。 　　近年來，許多塑造我的世界的假設、制度和規範在我眼前崩解，而且制度和規範崩解的情況越來越多。我曾從事國際開發工作25年之久，親眼目睹「使貧困成為歷史」如何大大改善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類的生活真的從來不曾這麼好。但是，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民眾非常失望，而這已經展現在政治、媒體和公共話語上。民眾越來越憤怒和焦慮，這與他們覺得生活變得更沒有保障，以及沒有辦法或力量去塑造自己的未來有關。隨著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興起，戰後以來運作至今的國際合作體系得到的支持也正在減弱（我的職業生涯主要就是在這個體系中度過。） 　　2020年的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突顯了這一切。貧窮、工作沒有保障和無法獲得醫療照護的人所面臨的風險暴露無遺。我們看到了我們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必要的工作者」主要是工資最低的勞工，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的社會就無法運轉。沒有銀行家和律師，我們也能生活，但食品雜貨商、護士和保全人員卻是不可或缺的。這場瘟疫揭露了我們是多麼地相互依賴——生存是這樣，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行事也是這樣。 　　危機也帶來機會。有些危機造就了使社會變得比較美好的決策，例如「新政」（New Deal）是因應大蕭條推出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則是產生於二戰之後。有些危機則播下了新問題的種子，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善後不足的問題，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引發了民粹反彈。冠狀病毒危機的影響仍有待觀察。這場危機能否帶來進步，取決於有哪些構想可以選擇，以及政治情勢如何演變並從中作出抉擇。經過大量的閱讀、聆聽、思考和討論之後，我發現「社會契約」（決定我們如何在一個社會裡共同生活的政策和規範）這概念是個有用的架構，有助我們理解和界定眼前挑戰的潛在解決方案。 　　多年來，世界各地關於社會契約的許多想法是在倫敦政經學院形成的，而我目前正是該大學的校長。從費邊社（Fabian Society）和倫敦政經學院的創始人韋伯夫婦（丈夫西德尼、妻子碧翠絲）開始，對經濟與社會有何關係的思考有悠久的傳統。碧翠絲・韋伯（Beatrice Webb）曾花數年時間在倫敦最貧窮的地區蒐集資料，親眼目睹貧困的影響。作為1909年濟貧法皇家委員會的成員，她撰寫了一份表達異議的少數派報告，反對嚴厲的濟貧院制度和英國零碎的濟貧方式。在該報告中，她主張英國訂立新的社會契約，藉此「確立全國最低限度的文明生活標準……保障所有人，無論性別或階級；我們主張的這種最低標準，是指國民年輕時得到足夠的營養和訓練，身體健康時獲得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資，生病時得到治療，失能或年老時可以過有保障的像樣生活。」超過一百年後，這仍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嚮往的目標。 　　1942年的《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反映了碧翠絲・韋伯的觀點。這份極具影響力的報告是1919-37年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校長的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撰寫的，它設計了英國的現代福利體制，包括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以及處理最低收入、失業保險和養老金的綜合方法。《貝弗里奇報告》是革命性的，其銷售量超過以前任何一份政府文件，英國民眾紛紛購買該報告，以了解英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如何因此根本改變。該報告的建議主要是在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任內付諸實行；艾德禮之前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講師，能夠贏得大選與支持《貝弗里奇報告》有關。雖然韋伯夫婦和貝弗里奇關注的焦點是英國，他們的想法在歐洲各地和多數前殖民地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東亞、非洲和中東。 　　接下來的社會秩序重塑，也是以倫敦政經學院為中心：該校教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他是從維也納移民到英國的，多年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海耶克認為，貝弗里奇倡導的干預型國家（interventionist state）會將社會帶到極權主義的道路上。他重視個人自由和市場效率，為正統經濟自由主義奠下基礎。海耶克1950年離開倫敦政經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其思想影響了同校的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後來著名的芝加哥學派奠定了基礎，該學派致力倡導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柴契爾夫人和雷根都表示，他們的政治哲學和對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的重視，是受海耶克啟發。海耶克在中歐和東歐也有巨大的影響力，其著作很受當地異見者歡迎，而他們為蘇聯解體出了一份力。 　　隨後出現的「第三條路」，則是希望在費邊主義者的干預型國家和海耶克的放任式市場自由主義之外找到出路。第三條路的許多想法誕生於倫敦政經學院，包括如何利用市場達到比較平等的結果，其標誌性著作為1998年出版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作者是1997-2003年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校長的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這些觀點獲得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派從政者支持，包括美國的比爾・柯林頓、英國的布萊爾、巴西的魯拉、德國的施洛德，以及南非的姆貝基。2008年的大衰退標誌著第三條路得到的支持瓦解，因為它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喪失信譽，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中間派領袖因此遭到民粹主義者取代。 　　因此我們又一次來到需要新範式的時候。科技和人口方面的深刻變化，正導致舊結構受到挑戰。氣候危機、病毒大流行及其無可避免的經濟後果，揭露了現行社會契約已經嚴重失靈。本書致力說明出現這些挑戰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設想適合21世紀的社會契約。它不是一份藍圖，但我希望它可以對促進辯論和為未來的政策指明方向略有貢獻。 　　在這本書中，我努力從全球的角度討論許多問題，有些讀者將能針對我的許多觀點指出例外情況。我倚重發表於同儕評審期刊的學術研究和統合分析——這種分析有時檢視多達數百項相關研究，得出概括結論。這些技術資料的來源多數可在注釋中找到。我非常重視證據、專業和嚴謹的辯論，但我也表達了自己對這些文獻的判斷，告訴讀者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各國的社會契約經驗中得到什麼教訓。 　　這些判斷必然植根於我在家庭、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個人經驗，也與我見識過的社會和國家對個人的影響有關。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源於我渴望了解社會中的機會結構（architecture of opportunity）。小時候，我不時去埃及母親家的村莊，看到許多看起來和我一樣的女孩，但她們不能上學，必須在田地裡辛勤工作，而且幾乎完全不能決定自己與誰結婚或生幾個孩子。我有許多機會是她們沒有的，這似乎非常任意和不公平——如果不是比較幸運，我大有可能和她們一樣。這些機會在1960年代根本改變了，當時我家的大部分土地和財產被埃及政府收歸國有，我們移民到我父親曾經留學的美國。 　　我父親擁有化學博士學位，除此之外幾乎一無所有。對他來說，教育是成功的唯一途徑。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他們可以奪走你的一切，除了你的教育。」但是，當時美國南部正處於解除種族隔離的動盪和緊張時期，我們在當地可以獲得的教育機會品質參差。我讀過的學校多到我無法一一記得，有些學校的老師給我很多啟發，有些學校差到你幾乎只求生存。拯救我的是當地的圖書館，母親在週末總是盡職地帶我去圖書館。我在多間圖書館辦了借閱證，以便每週可以多借一些書，而我花很多時間在家裡的沙發上看書探索世界。 　　在把握機會接受優質教育之後，對機會結構的好奇心，引領我展開經濟與開發方面的職業生涯，先後任職於世界銀行、英國國際開發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英國央行。我很喜歡大學，在大學裡度過了18年，但我的職涯大部分時間是在政策制定的前線。這當中不同尋常的可能是我的工作涉及如此不同的許多國家，包括世上最窮的一些國家如南蘇丹和孟加拉，以至最富有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或歐元區成員國。我也曾與許多不同政治派別的從政者共事——在英國，我曾為工黨政府以及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擔任常務次官。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期間，我曾與數以百計的從政者合作，他們的政治派別是你想得到的都有。我因為實際參與政策工作和研究政策而形成的觀點貫穿這本書。 　　在國際經濟機構工作了25年之後，我看到跨國分享經驗大有好處。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獨特之處，尤其是在有關社會契約中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平衡等問題方面。美國之類的國家比較重視個人自由，亞洲社會則傾向重視集體利益甚於個人偏好。歐洲介於兩者之間，致力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這些概述底下有許多例外情況和有用的例子，有助我們學習針對不同的情況特別設計解決方案。現實中極少遇到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情況，常見的是有一系列的選項，涉及不同的成本和效益，反映不同的價值判斷。 　　除了放眼全球和重視解決方案，我也致力使讀者覺得本書內容攸關個人福祉。對我來說，擬訂社會契約並不是技術官僚和政策專家專屬的抽象工作。關於教育體系如何組織、醫療服務如何融資或失業者可以得到什麼援助的政策決定，對每一個人都有巨大的影響。我與那些埃及農村女孩的生活截然不同，正是這種政策決定造成的。這就是為什麼本書圍繞著我們大多數人經歷的人生階段組織內容，包括育兒、上學、生病、求職和變老。我希望這種觀點能使這些重要議題變得容易理解，並鼓勵我們所有人對這些重要事務形成自己的見解。

1 什麼是社會契約？ 社會涵蓋一切。許多人經歷人生，以為自己自立自足。有些人可能把自己的際遇歸功（或歸咎）於他們的家庭，但我們很少思考決定我們命運的更大力量——例如我們碰巧生於某國、特定歷史時刻剛好流行某些社會態度、遇到特定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以至隨機的純粹運氣。這些比較廣泛的因素，決定我們身處什麼類型的社會，是人類經驗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社會的組織方式對身處其中的人如何生活，如及面對怎樣的機會結構影響深遠。它不但決定這些人的物質條件，還決定他們的福祉、關係和人生前景。社會結構由政治和法律等制度、經濟、家庭和社區生活的組織方式決定。所有社會都選擇將一些事情留給個人處理，其他事情則集體決定。決定這些集體制度如何運作的規範和規則，就是我所講的社會契約，而我認為它是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因素。因為它是如此重要，也因為多數人無法輕易離開他們所處的社會，社會契約必須得到多數人贊同，並因應情況變化適時重新協商。 目前放眼全球，許多社會裡的人對社會契約及其造就的生活非常失望，儘管過去五十年間，世界在物質方面取得巨大的進步。調查發現，在美國、歐洲、中國、印度和各開發中國家，每五個人就有四個人認為現行「體制」並不為他們服務。在許多先進國家，多數人不再相信他們的孩子會有比他們更好的生活。在開發中國家，人們對教育、醫療和就業的期望，往往遠遠超出社會滿足這些期望的能力。在世界各地，許多勞工擔心自己將因為技能不足或自動化技術普及應用而失去生計。 本書嘗試利用社會契約的框架探索這種失望的根源。這種方法承認期望和相互關係（mutuality）非常重要；集體供應和分攤風險有效率上的好處，很有價值；以及如果我們不想看到公民身分和社會所仰賴的互信災難性瓦解，那就必須調整適應世界的變化。社會對個體有何責任？個體對社會又有何責任？在這個巨變的時代，這些相互的義務可能必須如何調整？這些問題的答案，看來正是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的關鍵所在。 科技發展和女性角色改變，導致社會契約不得不變 直到20世紀末，許多地方的社會契約是建立在這個前提上：家庭仰賴一名男性賺錢養家，女性負責照顧家中老少。社會也普遍假定多數人將維持婚姻直到死亡，而且結婚後才會生孩子；此外多數人會有穩定的工作，一生中不會受雇於很多不同的雇主，在學校累積的教育和技能夠用一輩子；退休後只會再活幾年，年老時主要仰賴家人照顧。 這些假設仍是現行社會契約中許多條款的基礎，但它們真的已經變得非常不切實際。如今全球一半的女性受雇於勞動市場，而且女性就業率上升的趨勢幾乎是普世現象。另一方面，目前在先進經濟體，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婚姻最終破裂；在多數開發中國家，離婚率較低，但普遍呈現上升趨勢。非婚生兒童的比例越來越高。一般勞工一生中換工作的次數顯著增加，而科技發展很可能將導致此一趨勢加速。雖然許多開發中國家仍處於正規就業（定期支薪、以契約界定義務的正職工作）人口增加的早期階段，先進經濟體的勞動市場卻多了許多人從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不穩定工作，就業非正規化的跡象越來越多。 在20世紀末，科技發展和女性角色改變，是現行社會契約遭受壓力的兩大原因。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術創新，例如網際網路和貨櫃運輸，大大降低了通訊和運輸成本，使企業得以利用全球一體化的供應鏈，使用來自多個國家的零組件生產產品，引發了最近一波全球化。製造業大規模地從先進經濟體轉移到新興市場地區，尤其是中國，結果是許多先進經濟體工業地區的中產階級工作被掏空。各國整體而言變得更富有，但也更不平等，許多人的生活變得更沒有保障。低技能勞工受到衝擊，教育程度和技能較好的勞工則享受到所得成長的好處，許多開發中國家也是這樣。在勞動市場法規較為寬鬆、雇主比較容易解雇員工的國家如美國和英國，這導致低技能勞工的工資停滯不前。在勞動市場法規比較嚴格的歐洲大陸，這導致低技能勞工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因為企業不願意創造新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