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管理與社會

　　《技術、管理與社會》收錄了12篇杜拉克於不同時期、為了不同目的所寫的論文。旨在探討過去所謂的「物質文明」的某些層面，例如人的工具及其材料，人的機構與組織，以及工作與謀生的方式，是一本波瀾壯濶、極富洞見的論文集。 　　本書的部分文章是關於技術及其歷史，部分是關於管理與管理者，部分則是關於特定的工具，例如電腦；但它們全都是關於工作的人，全都是關於人努力發揮自己的效能。12 篇文章中，有五篇探討的是技術、技術史、技術對人與文化的衝擊，而這幾篇文章涵蓋的時間，從七千年前「第一場技術革命」開始談起，然後一路下來，試圖評估技術在我們這個世紀的 　　地位。有四篇文章將管理者視為今日社會的推動者，並將管理視為核心的社會機能。其餘三篇文章，探討的是基本的做法與技巧。這幾篇文章關注的是組織之中的管理，而非做為社會功能的管理；不過這些文章也一再強調，對於人類、經濟與社會來說，管理的目的不是要有效能，而是要有生產力。 本書特色 　　杜拉克以一貫的務實和通俗的行文風格，深入地探討技術的本質、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以及作為實踐學科的管理。杜拉克就像一個神奇的預言家和指路人，準確地描述了組織和管理學者走過的彎路以及不斷矯正的過程。透過本書，讀者可從各個視角遨遊在杜拉克的思想世界，與之對話。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導讀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洪世章 前言 第1 章 資訊、溝通和理解 第2 章 管理學的新角色 第3 章 工作和工具 第4 章 20 世紀的技術趨勢 第5 章 公元1900 年的前技術文明 第6 章 過去與未來的管理者 第7 章 第一場技術革命教我們的事 第8 章 長期規劃 第9 章 企業目標與存活需求 第10 章 管理者與笨蛋 第11 章 技術革命 第12 章 管理終究會是一門科學嗎？

導讀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技術、管理與社會》是一本波瀾壯濶、極富洞見的論文集，整本書保持杜拉克一貫的務實和通俗的行文風格，但這是否意味著簡單易懂呢？答案是並非如此。為了論述技術、管理、社會以及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杜拉克從技術史與科學哲學的高度進行檢視，深入討論了技術的本質、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和作為實踐學科的管理。杜拉克認為，技術絕非工具所能概括，也不僅僅是人的延伸，它是人類和社會自我進化的機制。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對杜拉克而言，技術的本質不存在於技術自身，對技術任何本質的理解必須放在技術與人的關係，技術在人類自我認知和社會互動中的居間角色中去探究。社會技術系統則是社會制度與技術邏輯相互交織、互相作用的社會生態，企業受到其影響。而管理是行動和實踐，既反映也建構社會技術系統。 　　一本好書值得讀者從各個視角進行闡述。縱觀本書所體現的思維，若從制度視角進行解讀，我們會得出以下結論：技術是一種制度形式，是唯一沒有衰落並且持續蓬勃發展的制度。社會技術系統是包含技術邏輯在內的多元制度邏輯交織的結構，而管理具有強大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它體現又推動了社會技術系統的持續演化。必須承認，作為一名制度學者，我詮釋的方式也有自己的偏好，具有高度的選擇性，但我相信多元視角有利於杜拉克原創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我將按照以下方式安排這篇導讀。第一，我會按照制度學分析傳統，重新編排和組織這本著作的閱讀順序。具體來說，我建議整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來看，第一部分包括第1、3 章，它們描述了行動（工作、溝通）與制度（工具、技術）之間的關係，這些內容構成了整體的分析框架。第4、5、7、11 章組成第二部分，主要涉及社會技術系統的特徵和演變。第2、6、8、9、10、12 章是第三部分，主要論述管理的實踐理性與學科規範。其次，以上述分類為基礎，我會帶領大家遨遊在杜拉克的思想世界，並用制度學語言與之對話。最後，我們會簡單地進行討論和總結，以呈現杜拉克思想與當下管理學研究的連結，幫助大家更好地把握該書的價值。 　　首先，第3 章和第1 章講述的是行動與制度的關係。工作和工具的關係是行動與技術邏輯的關係，從更深的本質上來看是行動與制度的關係。杜拉克指出，「工作」，是指人類賴以克服生物鐵律的活動，所以它是一種社會行動形式。而技術的本質特徵不是技術固有的屬性，技術居間調解的意向性、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和重塑、以及潛在的制度化效應必須也只能體現在它與人、與社會相互構成之中。杜拉克認為技術體現了人與社會自我進化的內涵，從組織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技術就是一種制度邏輯。杜拉克認為技術會影響行動的方式，而行動也會影響技術的發展，這些雙重建構思想與學者們後期所發展出的結構化和制度化理論極為相似。所以，工作和工具的分析框架體現了行動與制度的二元關係。工具和技術只能從行動（工作）中去考察，「物品、工具、流程和產品，並不是技術的真諦」。 　　若從制度理論的發展來看，第1 章的內容是對第3 章的深化。具體而言，本章主題是「資訊、溝通與理解」，杜拉克的觀點與最近幾年剛剛發展起來的溝通制度論之核心思想不謀而合，這著實讓人驚歎。溝通這一概念對制度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將結構與行動、制度與能動性的二元關係，創造性地轉化為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認知再平衡。杜拉克就像一個神奇的預言家和指路人，準確地描述了組織和管理學者走過的彎路以及不斷矯正的過程，其中一些觀點振聾發聵。比如，「資訊的爆炸式激增就是我們必須加強溝通的最迫切原因」，「溝通不是始於發話者，而必須始於溝通的接收者」，「溝通必須以共用的文化認知為前提，溝通是預期、是不同認知框架之間的共振」，「只有從我們之中的一員到另一員才是有效的溝通」等。直到最近，制度學者借助認知語言學的概念，才慢慢瞭解到溝通是發話者和接收者之間聯合的認知活動，並逐漸確立了接受者作為評價者的角色和地位。溝通制度論將「溝通」作為制度分析的核心，而這一思想杜拉克卻早有觸及。杜拉克前瞻性的指出，「組織中的溝通，並不是組織的一種手段，而是組織的一種模式」，這和溝通制度論的主張，即溝通在制度化和組織化過程中具有核心地位的看法，出奇的一致。 　　其次，第4、5、7、11 講述的是社會技術系統。第4 章主要講技術的制度變革過程，包括規則、行為模式、角色和身份的一系列轉換。作者從巨觀的技術史視角生動地講述了技術從19 世紀的「匠人模式」變革為「專門化、產業化和職業化模式」，比如產業研究實驗室、系統化研究，有意識地以科學為基礎等，而發明家和工藝匠人則成了工程師和專業人士。第5 章論述了1900年以來技術對社會和文化帶來的影響及轉變。杜拉克與制度學家的看法趨於一致，即技術雖然是人類實踐的產物，但是隨著在社會的推廣和運用，它卻成了一種結構化的力量。技術不僅創造了全球文明，而且重塑了基本的社會制度和人類的認知。另外，杜拉克認為關於技術所帶來的問題，「並非技術上的，而是人的問題」。 　　杜拉克在第7 章高度讚頌了灌溉文明對人類社會和政治創新的影響和貢獻。作者一方面強調技術邏輯對社會制度創新的影響，即「社區、社會、政府的機構必須徹底革新，以因應變化」，但也指出「技術出現變革時，同樣也需要社會和政治的創新配合」。所謂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是技術邏輯與社會過程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歷史沉澱過程。上述觀點表明，杜拉克已經意識到各種制度邏輯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不僅如此，他還敏銳地指出，制度現實對行動而言，「沒有什麼是照例必有的（inevitable）」。制度學者花費好久才理解清楚的能動性嵌入悖論、制度複雜性等概念，在杜拉克這裡卻顯得雲淡風輕。更讓制度學者汗顏的是，直到現在，他們才開始探索數位制度理論，其對於技術本質，技術與人的關係，以及技術在社會互動和制度化過程中的角色之理解和認識水準，依然沒有達到杜拉克的高度。尤其讓我驚歎的是，杜拉克思想的歷史縱深感和概括性。杜拉克雄辯地指出，技術作為一種制度形式，其邏輯和潛在的制度效應古今相似，現代的機構和灌溉文明時代相比，「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 　　在第11 章中，作者敘述了技術與科學由互不相關到緊密結合的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同時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人類社會的文明、文化以及其他制度形態。杜拉克從技術史研究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技術如何從領先和啟發科學，到隨著系統化技術的出現，「科學從原本的自然哲學，轉變為一種社會制度」，並聚焦在技術的應用上。作者在這章強調的重點是科學和技術「聯姻」的過程，以及「技科學」是唯一沒有衰落並強勁發展的制度形式。 　　最後，第2、6、8、9、10、12 章講述的是管理的實踐能力與學科規範。在第2 章，杜拉克從理性與自然、利益與責任、日常管理與企業創新、體力與知識、科學與文化、結構與行動等內在充滿張力的概念，論述了管理學昔日和當下的基本假設。在杜拉克看來，這些傳統的二元劃分必須打破，「必須將個體、社群和社會的價值觀、抱負和傳統轉化為生產力，以達到全體共同的生產目的。換句話說，若管理未能成功利用國家與人民獨特的文化遺產，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實現」。「管理學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人文學；既是可接受客觀檢驗與驗證的結果，同時也是一套基於信念和經驗的體系」。第6 章主要論述隨著組織結構的變化，管理者需要處理控制和自主問題，需要面對三個工作以及發展勝任這些工作的能力。在第8 章，杜拉克明確指出長期規劃不是什麼，決策的要素有哪些，並據此給出自己對長期規劃的定義。本章的論述極為精彩，值得細細品讀，尤其是關於風險、目標和決策過程的論述，雖然用純粹學術的標準看起來稍顯粗糙，但在思想和認識高度上，至今難以超越。 　　在第9 章，杜拉克從理性和進化視角論述了企業結構的要素和必要形式。他提出五種存活功能，認為這些要素都是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任何要素的存在和價值都需要依賴其他要素的配合，這是「工商企業的本質」。杜拉克強調目標和績效，但他也強調企業對環境的適應，這意味著在具體實踐中，目標過程和績效衡量具有複雜性，這體現了他一貫的、反對簡單二元劃分的融合思維。第10 章的重點並不是說明和預測電腦等資訊科技對工作效率的影響，而是對管理者行為方式而言，這到底意味著什麼。杜拉克認為電腦的確能夠幫助管理者去運算並增加資訊的可用性，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看到，為了回應數位技術邏輯，「所有機構的組織架構」都需要改變，管理者的行為模式也需要調整，他需要重新定義作業流程的標準和原則，把更多時間花在「人的問題和環境的問題」。「工具愈是笨，使用工具的主人就得愈聰明，而電腦是我們擁有過的最笨的工具。」杜拉克的這種洞見和智慧，對於現在喧囂塵上的討論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在管理中的價值是一種忠告和警醒：技術從來不會進行有意義的決策，它不具有反思性，所以無法處理不確定和模糊性的情景，而這些東西在杜拉克看來恰恰是創新和管理的本質，也是人本之所在。 　　杜拉克在第12 章從科學哲學的高度，探討了管理學的基本問題、學科規範和理論框架。具體來說，大師認為管理是科學，也是人文，但更是博雅藝術（Liberal Art）。結論或許並不那麼讓人意外，但論證的過程堪稱精妙。首先，杜拉克指出任何一門科學都必須合理地界定其研究對象和範疇，其中最關鍵的是提出基本的假說或假設。在此基礎上，學者們才能運用科學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展開研究，管理學亦不例外。從科學發展的邏輯來說，管理學是科學。其次，杜拉克鮮明地指出，管理學研究的企業和組織是一個由人組成的社會系統。管理學涉及的是人的活動，需要理解個人的價值觀和信念、他們的希望和痛苦，以及更為重要的、塑造這些認知的巨觀文化要素。是故，管理學也是一門關乎人文的學科。最後，基於上述兩點，杜拉克認為管理學其核心假設是「企業都是存活在經濟和社會中……也會影響與塑造經濟與社會……工商企業只能存活在一個及其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生態中」，「工商企業是社會和經濟的產物」。杜拉克這一思想與制度學基本觀點頗有共鳴，即組織是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外在形式，組織既反映又建構既有的結構。杜拉克認為，管理學既需要重視經濟利益，也要強調思想觀念，並始終應該將創新、能動性和風險承受作為研究的焦點。管理學需要的是科學求真的探究精神，科學理性和科學方法並不是重點。有效的管理必然是在實踐中不斷地創造出利潤並完善人的發展，這需要充分吸收各個學科的真知灼見，包括人文的善和美。所以，管理學更加是一門博雅藝術。 　　總之，杜拉克的管理思想是從認識技術的本質出發，體現的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與創新。技術是一種制度形式，透過管理等社會行動，在影響社會制度系統的同時自身也被改變。技術邏輯既體現工具理性，也蘊含價值理性，既是實現人性的手段，也是人性的目的。杜拉克反對傳統的理性與自然、效率與人性、科學與人本之間簡單的二元劃分。他始終認為管理始於滿足某種需求或實現特定的預期，並脫離不開社會技術系統。管理的本質在於行而不在於知，在於成果和績效而不在於求真和規律。這部分體現了杜拉克的實用主義和實用理性，也頗契合現在學者推動的負責任或是入世學術的管理學研究。 　　最後，我們回到一個根本也是最常被問到的問題，管理是什麼？這也應是此次重新出版「杜拉克全集」的主要意念、宗旨所在。從本書中，我們可以認知到，身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杜拉克，將管理放在技術理性與社會實踐、企業行動與制度系統之間，來回擺盪並相互激盪。管理既是講究科學工具、技巧與方法的客觀現實，也是充滿個人創見、文化傳統與社會關懷的實用藝術。杜拉克的管理思路，套一句李清照的詞句，也是「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洪世章教授 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講座教授

｜第 4 章｜ 20 世紀的技術趨勢 在20 世紀，技術活動的結構、方法及規模都已經改變。技術在20 世紀蓬勃發展，在戰爭與承平時期均扮演要角，不僅是促成工作在量方面的激增，更重要的是它帶來的質變，在短短幾十年中，就讓全球人類的生活方式為之改觀。在20 世紀，技術工作在本質上的全面改變，出現在三個不同但密切相關的方面：（一）結構改變：技術工作的專業化、專門化及制度化；（二）方法改變：技術與科學的新關係；系統化研究的勃興；「創新」的嶄新概念；（三）「系統方法」（＂systems approach＂，或譯為系統理論）。這三方面都是同一基本趨勢的不同層面。技術已成為組織化及系統化的專業學科，這是前所未有的。 技術工作的結構 在整個19 世紀，技術活動雖然相當成功，但就其結構而言，大致仍是一門手藝，和人類自古以來的情況幾乎沒有兩樣。在各個地方，人們個別使用技術，他們通常獨自作業且無需太多正式教育。到了20 世紀中葉，技術活動已變成完全專業化，通常都是受過大學專業訓練者方能為之。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專門化，且在專門機構中進行，例如研究實驗室，特別是產業界的研究實驗室，專門用來研究技術上的創新。 這些改變值得逐一略加探討。首先，19 世紀技術界的主要人物，大多未受過太多正規教育。當時典型的發明家，是14 歲或更早就展開學徒生涯的技工；而少數上過大學的人，通常也不是學科學或技術的，而是讀人文學科，受的是古典教育。惠特尼（Eli Whitney, 1765-1825）及摩斯（Samuel Morse, 1791-1872）這兩位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也有例外情況，像是普魯士的工程軍官維爾納．馮．西門子（Werner von Siemens, 1816-1892），他是電子業的奠基者之一；另外也有大學培養出來的現代化學產業的先驅者，如英國的珀金（William Perkin, 1838-1907）及德裔英籍的蒙德（Ludwig Mond, 1839-1909）。然而大體來說，從新知識而來的技術發明及產業發展，都是由技工和工匠所推動，他們沒受過多少科學教育，但卻是機械方面的天才。他們自認為是技工和發明家，而不是工程師或化學家，更不是什麼科學家。 19 世紀也是技術大學創立的時代。在各大理工學院中，只有成立於18 世紀末期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是在19 世紀之前創立；而當位於帕薩迪納的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於1901 年開始招生時，現今西方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理工學院都已經成立了。即便如此，在20 世紀初葉，技術創新進步的腳步，仍然是由一些未受專門技術或科學教育的自學技工所推動；不論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 1863-1947）或是萊特兄弟（Wilbur, 1867-1912; Orville, 1871- 1948），都未曾上過大學。 受過大學理工技術教育的人，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開始獲得主導權，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此一轉變已經大致底定。1940 年以後的技術工作，主要是由受過專業教育、擁有大學學位的人來執行。要從事技術工作，大學文憑幾乎是必備條件。事實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利用新技術來建立事業的人，多半是大學的物理、化學或工程學教授，把電腦加以商業化的那些人大多也是如此。 因此，技術工作已成為一項專業。發明家成了工程師，工藝匠人成了專業人士。這只是部分反映出西方世界在過去150 年來整體教育水平的提升。若以社會上的相對教育程度來說，當今西方世界，大學訓練出身的工程師或化學家，其實和1800 年時工匠所受的教育程度差不多（當時社會上大多是文盲，這些工匠卻可以讀寫文字）。不只是技術人士，而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接受了更好的正式教育，變得更專業化。不過技術工作的專業化，代表了技術與日俱增的複雜度，以及科學與技術知識的大幅成長。這也證明了我們對技術的態度已經不同，技術工作的重要性已經被社會、政府、教育界及企業界廣泛接受，而且需要充分立足在科學知識上；更重要的是，技術工作不能只靠「天才」，而是要仰賴更多有才能的人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