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

　　五四一百週年，回顧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 　　51位學者，從文學、思想、文體、人物等角度，重看五四及其影響。 　　「五四」一百週年，從各種角度來解析「五四」及其影響，以小觀大，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思想有所回顧和反省。 　　重新回到「五四」的現場，從容觀賞「五四」傳奇。「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於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爲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 　　「五四」發生一百年後，除了學術界的思考之外，一般社會中的「五四」記憶已湮沒於時間之河中。與此同時，權力當局的刻意介入或刻意忽視，恰恰顯示「五四」的被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痕跡──「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潛能反而被埋沒了。 　　「五四」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此。「五四」不遠，卻已有考掘的必要。《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邀請51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於不同面相揭開「五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本書旨在回顧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這三者息息相關，構成「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以此觸動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 　　《五四@100》以眾聲喧嘩的形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回望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盪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回顧「五四」，我們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未必不同於「五四」：呐喊與徬徨，激情與幻滅，神話「五四」與否想「五四」，相互糾纏，導入下一輪的思考與行動。

王德威、宋明煒 編者序言 陳思和 士的精神‧先鋒文化‧百年「五四」 王汎森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 陳平原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王德威 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陳建華 「共和」話語 王風 思想革命 戴燕 新文學與舊傳統 楊貞德 學理、主義和現實社會──再探「問題與主義」論辯 彭小妍 五四的反啟蒙：人生哲學與唯情 應磊 現代覺音 石井剛 《國故》月刊──夭折的「古學復興」 季進 重估《學衡》 楊揚 南北五四不同論──對上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價值建構的一個思考 胡曉真 發現文字，想像歌聲：五四學人對非漢族民歌及其歷史傳述之研究的當代意涵 楊聯芬 「新女性」的誕生 濱田麻矢 五四與女學生 梅家玲 發現青少年，想像新國家 張歷君 五四青年的「自殺之道」 雷祥麟 隱形的賽先生──以「性事實」的歷史為例 李奭學 白話文 季劍青 文學 鄭毓瑜 詩國革命 邱怡瑄 執抝的低音──舊詩文中的五四運動 夏小雨 新生的老鴉 吳盛青 「我願把我的靈魂浸入在你的靈魂裡」：五四情書 李孝悌 粉墨登場的五四新文化 王璞 靈感（煙士披里純） 葛兆光 愛恨糾纏的那個日本──對「五四」之前的一個觀察 陳婧裬 希臘的陽光 傅光明 兩個「狂飆」中的莎士比亞 馬筱璐 被轉述的俄羅斯文學 陳相因 不瘋魔，不成活：「以俄為師」──被錨定的現代性 林晨 歐戰 高嘉謙 刀刻與戰士：魯迅在南洋的木刻與雜文遺產 陳國球 香港的「五四」與「新、舊文化」 潘光哲 「五四」與台灣 黃克武 嚴復與五四：中國現代性的內在張力 彭春凌 康有為：聖人的隱退 夏曉虹 五四期間的梁啟超 涂航 美育代宗教：蔡元培與中國現代美學的起源 錢理群 魯迅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郜元寶 一份剪報，兩個時代 張麗華 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陳寅恪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對話 李浴洋 另一種「新青年」：「五四」前後的馮友蘭 肖鐵 「我就是群眾；群眾就是我」：五四時期朱謙之的自我書寫和革命想像 張新穎 沈從文與五四 袁一丹 五四：「文化」還是「武化」？ 蔣漢陽 五四遺事‧《戲劇春秋》 黃英哲 「五四」在台灣的實踐──魏建功與光復後台灣的國語運動 陳曉明 鄉土農民的「麻木」與「醒覺」──從魯迅到賈平凹的難題 宋明煒 回到未來：五四與科幻

編者序言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五四」的意義堪稱空前絕後。這不僅因為「五四」所引爆的政治、外交角力為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帶來深遠影響，也因為「五四」觸發了範圍廣泛的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啟蒙與革命，人權與國權，語言與文學……，種種話題充滿問題性與爭議性，至今仍是思想文化界論證的焦點。更重要的，「五四」所召喚的「情感結構」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成為我們想像或辯證中國現代性的標竿。 　　「五四」背後，思想革命、文化嬗變、政治行動接踵而來，其間湧現出改變中國人書寫、言說、經驗與理想的種種企劃：啟蒙和反啟蒙、問題與主義、政治與文學、國故與新潮……論爭不絕。如何定義現代、怎樣對待傳統，諸種言說、衝突此起彼落，難有定論，繼起的對話或辯難則籠罩了整個二十世紀，以迄至今。 　　「五四」的輝煌又伴隨著失落──幾乎少有「五四」知識分子，以為「五四」是一場勝利。恰恰相反，「五四」的任務，無論基於哪一個出發點，都仍需要不斷地被後來者接力，每一次回到「五四」的努力，卻似乎最終總是帶來更悲涼的落寞。「五四的憂鬱」成為我們必須正視的課題。 　　「五四」發生一百年後，除了學術界的思考之外，一般社會中的「五四」記憶已經隨時間而湮沒。與此同時，權力當局的刻意介入或刻意忽視，恰恰顯示「五四」的被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痕跡──「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潛能反而被埋沒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第一次學生運動在海峽對岸已經被物化為愛國樣板，在海峽此岸則被異化為域外故事。又或者，規範的歷史敘事面對這一場歧異重重的事件，只能給出一個最簡單的意義歸納，如官樣文章那樣，在敘事上不需爭論，在思想上也「著無庸議」。 　　但我們認為「五四」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此。「五四」離開我們不遠，卻已有考掘學的必要。我們編輯這一本小書，無意給予「五四」全景的描述、抑或整體的重構。我們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各抒己見，毋寧說是重新打開「五四」的問題性與論爭性。我們認為，發生在百年前的運動和我們的時代仍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希望通過具體的形象、同情的理解重新讓這段歷史活過來。 　　本書旨在回顧文化史、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這三者息息相關，構成「五四」論述和想像的基礎，以此觸動種種社會實踐，乃至革命。在「五四」一百週年之際，本書邀請五十一位學者，從各種角度來回顧「五四」及其影響，包括「五四」時期提出的問題、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文體、「五四」時期具有影響的人物等。每一位撰稿人都根據一個話題撰寫兩千至三千字短文，風格不拘，旨在以小觀大，對「五四」以來的文學、歷史、思想有所回顧和反省。 　　本書所呈現眾聲喧嘩的形式其實有意呼應「五四」精神：各抒己見，自由表達。編輯體例雖不能夠無所不包，但盡量保持寬容的態度。對讀者而言，我們期待的是，假如這些文章能夠引起一些思考，觸類旁通，並進一步理解「五四」在今天的意義，或許我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五四」已經一百年了。回顧過去這一百年中國與華語世界動蕩不安，我們見證種種最好與最壞的可能。回顧「五四」，我們理解我們所處的位置未必不同於「五四」：吶喊與徬徨，激情與幻滅，神話「五四」與否想「五四」，相互糾纏，導入下一輪的思考與行動。而這種辯證過程直指「歷史的不安」，也正是一百年前激發一個世代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的動能。 　　當我們重新回到「五四」的現場，我們或許發現，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事不關己的位置，讓我們能夠從容觀賞「五四」傳奇。「五四」未完，它的成敗到今天仍在刺痛生活在麻木、順從、不安、失落了理想的種種情境中的我們。「五四」未完，因為那不是過去的歷史，更是未來的歷史。

兩個五四，及其影響／王汎森 回顧過去九十年的「五四」文獻，我們一定會很快看出過去五、六十年在政治壓力之下，海峽兩岸的「五四」研究形成一種左右分裂的現象。中國大陸有關「五四」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左翼青年，尤其是與共產革命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物與事件。台灣的「五四」書寫基本上偏重在右翼的人物、刊物、團體、事件，在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壓力下接觸一九三○年代的左翼思想與文學往往帶有極大的危險。 事實上，「五四」幾乎從一開始就逐漸浮現出左右兩翼的思想成分，而且兩種成分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團體身上。我們可以大致看出，從一九一七年左右開始，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科學、白話新文學等為主軸。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後左右兩翼時濃時淡，像調色盤中的色彩到處竄動、交融（譬如傅斯年也寫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其成色與分量之增減，與北伐、清黨等政治局勢的變化也有非常複雜的關聯。但是愈到後來，則儼然有左右兩個「五四」運動。 我認為，國共分裂的局面為「五四」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後見之明」，有意無意間投射回被研究的人物、團體或事件上，因而使許多論者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思想中有一種模糊、附會、改換、倏忽不定的特質；當時青年常將「新學理」掛在嘴上，但是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也在「新學理」的大傘下被並置。從《「五四」時期的社團》或《「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等書，可以看出同一個社團或同一個期刊，往往同時擁有在當時不覺得互相排斥、而在左右兩翼分裂之後覺得不共戴天的思想成分。例如《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有許多材料顯示，青年時期的毛澤東不管是閱讀的書刊，或是信從的觀點，都是左右雜存的（「問題與主義論戰」期間，毛澤東一度還是胡適「問題」派的信徒）。蔣介石早期的日記與年譜，亦復顯現他在「五四」時期一方面服膺「輸入新學理」的主張，積極學英文、想遊學歐美三年，同時也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愛好者。 以傅斯年、羅家倫兩位「五四」運動的主將為例，他們後來皆成為胡適陣營的人物，而且都堅決反共。可是如果以後來的發展，倒著回去看他們在「五四」時期的思想面貌，就會發現後來發展出的單一面相與「五四」時期有明顯的差距。傅斯年在《新潮》中發表過〈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在傅斯年過世之後台灣大學所編的集子以及一九八○年聯經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傅斯年全集》，這篇文章都未被收入，因此遮蓋了他在「五四」時期思想的複雜性。至於羅家倫，他在念北京大學時原與李大釗過從甚密，曾積極撰文回應李大釗，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為全世界之主流。 我們暫時不管這些全國知名的風頭人物，改看當時在地方上尚不知名的小讀者，也常見左右兩翼成分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情形。最近我有機會讀到《王獻唐日記》的列印本，在王獻唐一九一七年所讀的書中，既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及《杜威五大講演》，也有《馬克思經濟學說》、《革命哲學》。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人生的意義與價值》（Der Sinn und Wert des Lebens）雜在《老子》、《莊子》、《東塾讀書記》、《求闕齋日記》之類古籍中。這一位不知名的山東青年的私人紀錄告訴我們，在當時青年心中，我們後來以為天經地義的分別是不存在的，所以應當合「左」、「右」兩端看那個時代，才能比較清楚地把握當時的實況，也比較能有意識地觀察它們後來為何分道揚鑣。 「五四」是一個改變近代中國各種氣候的關鍵事件，所以它的影響不僅限於思想。在追溯「五四」之思想根源時，我們往往因過度注意平滑上升的軌跡而忽略了事件發展、積累到一個程度，會因各種因素的彙集而有一個「量子跳躍」（quantum leap）的時刻。「量子跳躍」造成一種大震動、一種重擊，它對日常之流造成「中斷」、「回頭」、「向前」，形成了一種新意識，在認識原有的情境與材料時，形成了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