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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航海時代,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的洪流中, 繁盛的貿易使大量白銀流入,古老帝國成為貪婪的巨獸, 但白銀卻從經濟風火輪,轉為天朝斷魂碑? 《白銀帝國》不只是貨幣史,更是一部從幣制管窺國運興盛的政經史。 ■ 紙鈔為何自宋朝始用後,總是悲劇性收場? ■ 不產銀的中國,為何被迫成為銀本位國家? ■ 甲午戰爭、中日抗戰的引線,白銀也是其中關鍵? ■ 鴉片戰爭的背後,其實是全球經濟之戰? ■ 一九三○年的大蕭條時代,何以是民初經濟的黃金十年? 中國是最早展開紙鈔試驗的國家,在貨幣史上常與錢幣、白銀三者並用。錢幣通常由銅、鐵、鋼等廉價金屬鑄成,不利遠行攜帶,進而發展出便於匯兌、攜帶的鈔票;但為何最便利的鈔票,卻難以通行於民間,反之是白銀成為朝廷屢屢禁不得的貨幣?甚至最終給予合法地位,使白銀流通天下? 明朝以後絲綢、茶葉、瓷器流通至全球貿易,使白銀大量流入,至此中國成為銀本位國家,締造繁榮盛世。然而「白銀帝國」之路,是光環,也是詛咒。當十八、十九世紀全球從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而後過渡到現代金融法定貨幣系統時,中國未跟隨世界潮流,導致對外戰爭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國財經政策,足以左右國運,日本藉經濟改革一躍成為亞洲強國;中國則因幣制的混亂、紙鈔的信用破產,讓列強有機可乘,千年根基於百年內傾圮。 自宋元以降到近代,白銀的使用與演變,從內需至接軌國際,一部中國千年貨幣史悄然成形。然而做為經濟學者,徐瑾的書寫野心不僅止於此,透過爬梳歷史變易,她發現王朝的傾滅都與疲弱的幣制有關;而中西金融史的比較,更顯現了中西大分流和中國銀本位對後世帶來的影響。因此,此書不僅是中國貨幣史,也是一部經濟如何影響國家命運的政治史,從歷史的迴音中,為現世敲響警鐘。
徐瑾 中國最受歡迎的青年經濟學者,作品曾連續入選「二○一五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二○一六年最受金融人喜愛的十本財經書籍」等。 現為英國《金融時報》旗下FT中文網財經版主編、首席財經評論員,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理事。早年辦過《讀品》雜誌,現則主持經濟人讀書群,每月推薦經濟、社會、文化相關出版品,成為財經讀者的引路人。 出版《有時》、《印鈔者》、《凱恩斯的中國聚會》等著作。Wechat名稱為「徐瑾經濟人」。
DISARANKAN OLEH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陳國棟 作序推薦 王成勉 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甘德星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沈中華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講座教授 游博清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劉瑞華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蔣竹山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讚賞推薦
ISI KANDUNGAN
推薦序 面紗下的經濟史 陳國棟 總論 白銀的詛咒 第一章 東西:白銀的不同命運 貨幣起源 白銀的東西命運 金銀博弈 金銀複本位的失敗 不完美的金銀複本位 第二章 宋元:紙幣的試驗 唐宋變革中的紙幣試驗 北宋交子與紙幣的誕生 南宋錢荒與起伏不定的會子 鈔票的沒落與馬可.波羅的局限 通膨的教訓與白銀的崛起 一二六二年:賈似道買公田與威尼斯賣債券 第三章 明代:銀本位與全球化 洪武體制的建立與突破 發鈔救不了明朝 禁不住的白銀 白銀貨幣化與西門慶們 明朝的「李約瑟之謎」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中國錢與豐臣秀吉 第四章 晚清:混亂中崩塌 幣制混亂的清朝 「黃宗羲定律」遭遇「馬爾薩斯陷阱」 朝貢生意經與天朝心態 從朝貢到條約 入超、熱錢、世界失衡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還是白銀戰爭? 復盤:帝國銀荒因何而起? 外國銀洋在中國 貨幣主權的喪失 甲午戰爭:中日金本位的迥異命運 江戶時代中日的不同傳統 從磅虧到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大熱潮 白銀為何再次勝出 第五章民國:告別白銀,迎接通膨 洋銀行來到中國 錢莊在二十世紀的興衰 「京鈔風潮」裡的中國銀行 天時地利的「廢兩改元」 從《白銀收購法案》中走出的法幣 通膨的尾聲與啓示 後 記 附錄一 延伸閱讀 附錄二 東西貨幣金融大事記 參考文獻
KANDUNGAN BUKU
白銀流入與明朝滅亡 明代白銀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經濟自身的貨幣化需求,就外在供給而言,也依賴於海外白銀的流入,這是中國海外貿易與地理大發現的因緣際會。白銀繁榮於大明帝國之際,無意之間,也埋下毀滅的種子。 對於中國而言,一六○○年是一個分水嶺。一生都為中國著迷的韓森,其視角與我們慣常的思維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國其實是「開放的帝國」。她放棄慣有的王朝劃分,將一六○○年之前的中國定義為三個時期:首先,從商周到秦為第一階段,這是公元前一二○○年到公元前二○○年的構建中國時期;其次隨著公元前三世紀秦代的統一,本土道教開始有組織地興起,眾多佛教徒也來到中國,中國開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兩百多年;最後則是從十世紀到十七世紀開始轉向北方,大部分時間中國都處於北方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同時他們也被日益中國化,蒙古人仍舊是明朝的最大戒備對象,最終則有東北滿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後發生了什麼?伴隨著巨量白銀的流入,白銀在中國的地位在明代中葉之後有增無減,從各方面鞏固了銀本位的地位。不少學者強調張居正「一條鞭法」的作用。「一條鞭法」的推行徹底廢止了洪武體制,上接中唐楊炎的兩稅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制度,令中國財賦體系最終告別實物稅,轉向貨幣稅。學者們普遍同意,它進一步加大了明代經濟白銀化程度,根據學者彭信威估算,明代兩百多年內,金銀比價從明初的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貴金屬的流動看似只是經濟行為,但其作用以及副作用則相當漫長,甚至影響了一個帝國的興衰。 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交換關係,甚至與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入超與熱錢情況很相似。中國最早從羅馬時代便被認為是歐洲貨幣的歸宿,由於國際收支結構有利於中國,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十七世紀在美洲白銀推動之下更是如此,「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二十%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中國」。 對於偉大的羅馬帝國,其生命力曾經被認為因貴金屬大量外流而枯竭,在這一點上,白銀與明帝國也與此類似。美國學者魏斐德認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而白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真相必須基於比較,歐洲其時也正經歷著名的「十七世紀危機」──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發明了這一名詞,主要表示經濟衰退、人口下降、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危機。更進一步而言,這場危機其實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史學界有一派認為,東西方應對這一幾乎同時段危機的不同方式導致歷史的大分流。 「十七世紀危機」之下,東方被認為延續著王朝更迭的模式,而西方則由此率先邁入現代化社會,「面對每一次的全面性的危機,不同的國家反應不同,據此而帶來了發展的不平衡,這一點最終定格了歷史」。於是,瞬間的戰略定格成為永恒的歷史,一個看似細小的分叉導致了結局的大相徑庭。 通過白銀,中國的動蕩也與世界脈動隱祕地聯繫在一起。魏斐德認為,十七世紀的中國危機與全球危機之間存在彼此呼應關係,「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 「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白銀上位之後,白銀與明帝國的命運更加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對於這一事實,歷史學家們褒貶不一。有人強調即使沒有白銀中國經濟也會發展,海外白銀湧入被認為是中國丟失貨幣主權的象徵,甚至認為這開啓了數百年貨幣主權外移的歷史。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認為正是貨幣主權外移導致明朝滅亡、清朝沒落。 事實上,我認為貨幣主權在貴金屬時代並無太多意義,而貴金屬對於古典經濟活躍自然是一個躍升。即使在現代,貨幣主權也不是可以爭而得之的權力。明代從禁銀到用銀是迫不得已,貨幣主權並非可以爭而得之,中國產銀太少也是事實,而海外白銀流入枯竭的影響遠不只通貨緊縮。 擁有貴金屬幾乎曾經是所有古老帝國的渴望,海外白銀與大明帝國彼此成全。歷史學家布勞岱爾曾經說,亞洲從羅馬帝國時代起,只同意歐洲用貴金屬來進行交換,而且亞洲主要接受白銀,中國和印度已成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貴金屬的最後歸宿。中國如此渴望白銀而且能夠吸引白銀持續流入,最初看起來是優勢,其實也構成了其脆弱之處。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促成了中國銀本位的確立,使得商品貨幣化前所未有地增加,而一旦這樣的流入遭遇衰竭,那麼其對於明代經濟也將帶來致命性的打擊。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爆發過多次重大饑荒。過去的解釋往往歸結於自然原因,事實上除此之外,更可將其歸結於積患已久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悲劇性產物,甚至涌入亞洲的金銀也難辭其咎。歷史學家艾維四指出,「這些金銀促成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長,以及激烈的經濟競爭,而這一切被證明是社會和政治的腐蝕劑」。他認為中國困境源自幾乎完全仰仗於進口白銀來保證貨幣供應比例,一旦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實際數量急劇減少,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經濟夢魘之中,而明朝的滅亡其實就在於財政的難以為繼。 事後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卻彼此串聯的事件,為明帝國打上了棺材鐵釘。一六三四至一六三六年,西班牙決定限制西屬拉丁美洲白銀流入菲律賓的數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馬尼拉西班牙人與中國人長期的緊張關係最終爆發為暴力衝突,兩萬多中國人被殺,隨後,經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大量減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決定禁止從澳門來的商人在長崎進行貿易,曾經給中國帶來大量日本白銀的路線也宣告關閉。一連串因素作用之下,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而隨著白銀流入量的銳減,銀錢比價崩潰。這些歷史的線索,靜靜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國脖子上的經濟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