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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台灣三十年 ——面對食安風暴、環境汙染,我們進步了嗎? 撼動華人世界半甲子 公民意識啟蒙經典 文明的力量,從一把野火開始 社會永遠需要清醒的聲音 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 一九八五年,龍應台出版《野火集》,以野火燎原之姿,燃動整個社會,創下二十一天內重印二十四次,四個月賣出十萬本的空前記錄。緊接著,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八八年開放報禁,社會運動如春草茁生,政治鬆開了緊緊扼住喉管的手,迎來全民發聲的時代。 《野火集》問世迄今,匆匆過去三十載,島嶼幾番風雨。每個社會都有它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階段,需要火的熾熱和燒痛,才能覺醒;有些階段,需要的卻是水的清澈和溫柔,才能療癒一個隱忍不言的傷口。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 風在吹,雲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鋸 前進和後退在迂迴交錯,價值在驚奇翻轉 歷史長河的大腳本中,台灣三十年這個篇章,埋著太多深沉的細節 時代記憶‧歷史見證 ‧1985年12月《野火集》首次成書,締造21天再版24次,4個月突破十萬本的台灣出版奇蹟 ‧1988年11月發行簡體版《野火集》,首印六萬餘冊 ‧2006年書市回顧台灣篇:「開卷」年度焦點人物 ‧1985至2015,《野火集》持續撼動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創下在華人世界七大城市超過十個版本的出版紀錄
高雄大寮的自來水廠裡出生,南部的漁村農村長大。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生活在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中華民國首任文化部長。是一支獨立的筆——在壓抑靜默的時代,她高舉野火;在眾聲喧譁的時代,她寧守沉靜。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辭官,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ISI KANDUNGAN
歷史的眼神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給香港的九○後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八〇年代這樣走過 從「一九八四」出發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生氣,沒有用嗎? 生了梅毒的母親 難 局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幼稚園大學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不一樣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對立」又如何? 焦急 機器人中學 我的過去在哪裡? 以「沉默」為恥 啊!紅色! 不會「鬧事」的一代 自白 歐威爾的台灣? 精神崩潰的老鼠 台灣是誰的家? 容忍我的火把 在「一九八四」以後 野火現象 又是公假 天羅地網 弱國,你會說「不」嗎? 民主?理直氣壯罷了! 我的台灣意識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俠龍應台──走過野火時代 /楊澤 燒遍兩岸的野火 /王丹 從「當家」到「作主」──二十年後重讀龍應台《野火集》有感 /向陽 不能熄火 /余光中 直言不諱與包容同等重要──柏楊看野火龍應台 /柏楊口述‧丁文玲記錄 三月的杜鵑 /紀蔚然 一把野火燒出一片天 /馬森 非線時代的線性記憶 /陳浩 現在,龍應台,正「捨末逐本」──她借孫文的話問道:中國有四千年文明,為何無一地如香港者? /張作錦 檢驗龍應台──關於《野火集》二十年 /楊渡 自由精神與文明標準──給龍應台的一封信 /楊照 再點野火 /漢寶德 且賦招魂──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 /龔鵬程
KATA PENGANTAR
自序 歷史的眼神 1 「野火」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寫於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的台灣,美術館還可能因為害怕被指控為「親共」而將藝術家的作品逕自塗改;繞著彎批評時政的作者隨時擔心被有關單位請去「喝茶」;人民申請成立社團往往沒有法律途徑而即使許可也會被百般刁難。表面上也許是食品的造假、環境的汙染、個別員警的霸凌,或是一個單純的司法判決不公,但是往深層挖下去,卻都和集權有關。因為集權,所以資訊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結論可以操縱,所以掌權者可以濫權而人民無力挑戰。 集權,其實是有明確特徵的。街上穿著制服的人用什麼態度對不穿制服的人說話;辦一件簡單的事情要跑多少個機關蓋多少個官印;書店裡買得到和買不到的是些什麼樣的書;最宏大的廣場上豎起的是什麼類的紀念碑、什麼人的銅像;新聞主播用什麼樣的語調和用詞描述什麼樣的事件;災難發生時,人們看見的是英明的救災領導還是哀苦無告的災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見聽不到的。黑牢裡逐漸腐爛的垂著頭的人形,看不見。纏訟中折斷了青春的人想說的話,聽不見。臨刑的人在粗糙草紙上寫下的字,讀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環境中種種災難背後鎖在檔案櫃裡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風在吹,雲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鋸,前進和後退在迂迴交錯,價值在驚奇翻轉。於歷史長河的大腳本中,台灣三十年這個篇章,埋著太多深沉的細節。三十年中,台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已經換了幾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領袖,有的領袖竟進了牢房。莊嚴的變成嘲諷,瑣碎的突然偉大,真誠可能叫作懦弱,虛偽可能叫作務實。每一個文本中簡單的細節,都需要十倍的注腳。 2 二○一四年,曾經負責思想管控和政府宣傳的機構─新聞局,已經解散,納入了「文化部」,卸下從前審查和管制的任務,成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寫「野火」的作者成為公務員,從早到晚開無數的會議,把從前的法令一則一則盤點,一個一個廢除,一條一條修改。譬如「電影法」,規定每一部電影都必須在事先取得政府的映演許可,不給許可,就不能上映。修法會議中修到「關鍵」的第二十六條,令我在會議進行中不禁微笑: 第二十六條電影片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 二、違背國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 ⋯⋯ 六、提倡無稽邪說或淆亂視聽。 七、汙蔑古聖先賢或歪曲史實。 這部「電影法」源自民國十九年制定的「電影檢查法」,修修補補輾轉到今天,仍是一部控制的工具,總共五十八條。二○一四年,我們把它刪減成二十四條。處理「電影法」讓我在會議中發笑,處理人權歷史卻讓我潸然。五○年代的台灣,很多人因為「左傾」而被槍斃。「文化部」從南到北密集地為倖存的當事人和受難者的家屬做口述歷史,同時從散置各「情治」和「國防」部門的塵封的檔案裡爬梳,尋找被封鎖、被遺忘多年的日記和遺書。阿里山鄒族的青年高一生在一九五四年被槍斃。六十年後,這一紙從沒被日光照到的遺書突然攤開在我眼前: 我所思念的春芳: 得知你安好,感到萬分欣慰。 「不管多少黃金、白銀和寶玉,也不如寶貝兒女珍貴!」 還記得這首歌嗎?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為有很多優秀的兒女。 物品沒收也無妨,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縫紉機被沒收之前,很想穿著你親身縫製的衣物, 白色的襯褲,短褲式有褲帶,底下像西褲。 縫製一塊四尺見方白色包袱巾。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隨地陪伴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 一封一封家屬從未收到的遺書,我們在六十年後一封一封鞠躬奉還。 3 天黑時,推著自行車離開辦公室。垃圾車的音樂響著,從遠處漸行漸近,然後卡車在我面前停住。夜色燈火中,家家戶戶的人從深巷湧出,手裡拎著大大小小的垃圾袋,邊寒暄邊走向垃圾車,井然有序。每天晚上準時七點,全城數百萬的市民同時走到巷口處理垃圾─全城幾乎沒有垃圾桶,而地上沒有過夜的垃圾。外國人來到台北,「觀光」節目之一就是晚上七點到街頭巷口去看台北人丟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說:「怎麼可能?」我真的覺得,歷史從來沒有終結這回事。它有體溫,有呼吸,它微微的嘆息和欲呼喚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裡,如此的清晰啊。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
KANDUNGAN BUKU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 ──給香港的九〇後 有一個「九〇後」,我非常欣賞。他是九四年出生的。 因為與掌權者持不同意見,他在新世紀的第十五年,也就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驅逐出境。後來當然也數度下過監獄。他寫的書,曾經被禁、被下令燒毀。而他所對抗的掌權者,並不一定是政府或者國家領袖,有時候,是代表道德高度的信仰,譬如宗教;有時候,是代表群眾路線的思維,譬如迷信。 因為批判宗教,他死後得不到教會的儀式安魂,被悄悄地安靜地埋葬,但是死後十三年,當革命風起雲湧,人們體會到,他才是真正的時代的先知,又用國葬的隆重大禮把他的骨骸迎回。 生於一六九四年的伏爾泰,其實就是一個三百年前的「九〇後」。看見了獨裁體制的不公不義,看穿了宗教組織的偽善和獨斷,這個聰慧機敏的九〇後用筆的力量,在巴黎、倫敦、日內瓦的思想街頭馳騁;三百年後的九〇後們,用各種方法在試探權力的看不見的那條線,在紐約、伊斯坦堡、開羅、曼谷、台北、香港的街頭和廣場奔走。 三百年,世界變了很多,但是根本性的問題,九〇後青年伏爾泰所思索追究的問題,並未改變;譬如說,權力的拳頭到哪裡必須停止?自由的極限可以擴張到多大,由誰來界定?譬如說,追求真理很重要,容忍也很重要,但是當追求真理必須殘酷而與容忍的精神相違背時,你站到哪一邊去? 伏爾泰說過的一句話,讓後來的人──幾乎是全世界的人,一再地傳誦、引用:「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出看法的權利。」雖然歷史翻案者說,他的逐字原文並非如此,但是這句話確實代表了他一輩子的信仰和堅持。 我注意到的是,他還說了很多別的話,意義之深刻,令我在三百年後看著今日局勢的忽冷忽熱、權力的忽東忽西、價值的忽上忽下,仍舊驚詫不已。 他說,歷史?歷史就是大家都共同接受、贊同的謊言。 他說,真正糟糕的其實不是貧富不均而是依賴的形成。 他說,我們要熱愛真理,但是也必須懂得原諒犯錯…… 三十年前寫《野火集》時,我的社會處在一個壓抑的、萬馬齊瘖的時代。三十年後,卻是一個喧囂震耳、大鳴大放的時代。《野火》在怯懦寂靜的時代裡鼓吹呼喊和行動,在喧囂的時代裡──畢竟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於今天的九〇後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以及迎向陽光、迎向風雨的信心。我用三百年前的九〇後伏爾泰的一句話送給今天香港的九〇後: 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 ——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坵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型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融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裡,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