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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 19世紀末的中國，已經到了必須來一場社會革命的危急時刻， 結果竟以種族革命打頭陣，以民族革命為號召，以共產革命收戰果？ 真正壓力所在的社會革命為什麼反而變得面目模糊？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畢仰高學術生涯最重要作品 歐洲漢學界中國研究黃金時期經典名著 中文譯本首度現身 從社會史角度切入，解釋中國革命為何發生及如何發生 農村問題、人口壓力、民族主義、國共鬥爭 1789、1917、1949這三場革命當中，1949年的重要性不遑多讓，它還和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憂慮息息相關……然而中國革命還是一段獨特歷史的發展結果，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我們所處時代中發生過的所有殖民（或半殖民）和發展中國家革命的又一個複製品，那我們很可能會對它產生嚴重誤解。 法國知名漢學家畢仰高的《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初版於1967年問世，歷經半世紀，至今仍為研究中共及近現代中國領域的必讀經典。初版後持續增補，與數十年來最新研究成果不斷對話；本書依據2007年法文第四版直譯，不僅補充了許多最新研究成果，維持了對這場革命的基本論述，嘗試以更豐富的詮釋延伸擴展，強調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主要意涵，說明它有別於一般革命範式的獨特性。 《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共分兩部，第一部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作者畢仰高主張，中國革命源於1842年以來中國快速惡化的社會性危機，這些危機將中國推向革命。在諸多可能的革命性質中，最終是共產革命脫穎而出。第二部是「解讀中國共產革命」。畢仰高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從思想革命開始的，而其背景則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列強侵逼。
畢仰高（Licien Bianco） 1930年出生於法國與瑞士邊界。1954年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期間，跟隨代表團訪問中國，開啟了研究中國的道路。1968年取得索邦學院博士學位後，前往美國、中國、台灣、香港遊歷訪查，隨後進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曾擔任博士生導師及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 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主任。亦曾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另曾擔任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客座研究員。畢仰高以《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重複：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等著作聞名海外中國研究界。近年出版著作包括《沒有政黨的農民》（2001年出版，2003年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 Levenson Prize），以及和華昌明合著的《二十世紀中國農民運動及革命》（2005年出版，同年獲頒Augustin-Thierry Prize）。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
TABLE OF CONTENT
第一部：中國共產革命的起源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1839~1916） 第二章 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 第三章 初試啼聲的中國共產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成因 第五章 改革或是革命？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革命 第七章 紅軍奪取中國 結論 後記 第二部：解讀中國共產革命 追憶：誤入歧途的革命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第一章 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八三九—一九一六） 帝國傾圮 如果要明確地說，應該說是歷史上曾經兩度催生中國巨變的鄰國──日本──將中國拖出停滯不前的泥淖。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連日本都未能預料到如此輕易取得的勝利，完全暴露出這段時期中國好不容易萌發的現代化成果是多麼的羸弱。日本之所以能輕易取勝，是因為清軍將領過於輕敵和一連串的失誤所造成，他們在防禦時彼此無法協調支援，當日軍渡海登陸時也不能有效截擊，登陸後的日軍本來因遠離基地而無法有效取得補給，但是清軍撤退時卻將有用的輜重和裝備遺留給他們。更嚴重的是李鴻章創建的北洋艦隊根本不堪一擊。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承認朝鮮獨立（隨後即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支付鉅額賠款、加開通商口岸並同意戰勝國在各開放口岸建立工廠和企業，這些特權因最惠國待遇而同時自動適用於其他列強。這些讓步較之對英國鴉片戰後的屈辱更為嚴重，更何況是對一個曾被認為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鄰國卑躬屈膝。 這次當頭棒喝將中國歷史推入前所未有的變局，這個國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產生變化。從一八九四年開始的一連串變化之快速劇烈，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這些變化帶來的亂局，有些人對這段歷史有極深刻的了解和體悟，一八九三年出生的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 一連串的變化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一年的十七年間輪番上演，列強亦如附骨之蛆般地在這個瀕臨解體的龐大軀體上劃定彼此的勢力範圍，這種局面居然激起了清帝國的反應，朝廷為了苟延殘喘，最終作出孤注一擲的大膽改革，但畢竟為時已晚，而且僅曇花一現就胎死腹中，在皇朝末期短暫的改革嘗試後，革命隨即發生，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帝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被迅速推翻。 我們可以將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分為三個階段： 革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年至一九一一年發生危機和動盪的嚴重程度，讓人想起法國在一七八八年冬天到一七八九年間的情形。優秀的歷史學家蔡少卿對中國祕密社會研究甚為深入，他認為一九一○年農民抗爭的蔓延與一九一一年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關聯。相較於Ernest Labrousse 對大革命前社會、經濟成因的研究而言，我個人對這段類似研究較傾向以之與Georges Lefebvre的研究做比較，他主張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夕擔心貴族打算雇佣盜匪破壞農田收成，這種恐懼心理造成騷亂並迅速擴散，成為後續大革命成功的有利條件。以中國的情況而言，近兩千年帝制王朝在最後迴光返照時發生的這些農民動亂確實有蔓延的趨勢，但整體來說，這種反應式的動亂（由現代化和嚴重的天災所引起的反應）對於終結清朝的作用還不及特權階級的不滿來得大。在帝國末期，許多鄉下地區並未受到動亂波及，依然維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 較之農民騷亂更令人不安的，是仍然停留在傳統步調中的農村社會和快速變化的城市之間的鴻溝變得愈來愈大，即便在騷亂中存在一些農工聯盟的情形，但畢竟仍屬少有。在城市，電話、電報、報紙等，現代性不僅已進入到每日生活中，甚至占領了所有的精神領域。當然，城市裡仍然存在一些離農入城的貧苦弱勢族群，他們受影響而改變的步調仍然較慢，但是中產階級等較具優勢的群體卻對各種新鮮事物愈來愈著迷，迫不及待接受西方的器械、方法、觀念等。但是，將這些事物帶進中國的西方人卻將仰慕西化者視為次等群體，使他們愈來愈難以忍受，認為清廷應該為中國處處受列強欺壓負起全部責任，因而對清廷終於推動現代化不但沒有表示欣慰，反而利用推行新政的契機作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一八九○年時還只是一小部分「激進分子」懷抱的思想、理念和願望，在二十年後卻廣為這些原本應支持傳統成規的特權階級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