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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讓我們看見深埋在生者心中的事物。 ★首本死亡職人訪談，直擊死亡最赤裸平凡的真面目★ ★亞馬遜「編輯精選」最佳非小說★ ★Goodreads高度好評，討論數直逼5.5K★ ★尼爾‧蓋曼（當代奇幻大師）、奧黛麗‧尼芬格（《時空旅人之妻》作者）、凱特琳．道堤（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等英美名家推薦★ ◆醫療教學機構比較喜歡「百歲人瑞的大體」？服務總監為何保留大體老師的指甲油？ ◆多數死亡從業者的職涯大哉問：「遺體狀態惡劣，還要讓家屬看嗎？」 ◆犯罪現場最難清潔的東西是什麼？現場一定會找到哪三種東西？ ◆最能辨識身分的東西是什麼？為亡者化妝、防腐到底有沒有必要？ ◆資歷十七年的處刑人竟然變成廢死倡議者？助產士選擇專精喪兒輔導的心路歷程為何？ 禮儀師｜大體老師服務總監｜死亡面具雕塑師｜災難遇害者辨認員｜犯罪現場清潔工｜處刑人｜遺體防腐師｜解剖病理學技術員｜喪慟穩婆｜掘墓人｜火葬場操作員｜人體冷凍機構 這十二門產業裡天天經手死亡的職人，和死亡本身同樣隱諱又神祕，記者海莉‧坎貝爾對他們深感好奇，也想探究：假如我們將「處理死亡」的重擔外包給別人是因為自己承受不了，那他們又是怎麼承擔下來的？ 作者透過訪談和親身體驗職人的日常工作──替亡者著裝、旁觀夭折嬰兒的解剖、為死者撿骨等，書中不只分享第一手經驗，也讓我們得以一窺他們為何選擇這樣的工作？是否讓他們對於生命和死亡有不同見解？跟隨本書走訪十二門死亡產業，我們也將重新思考，找到自己與生死的相處之道。 關於死亡，他們怎麼說 ◇禮儀師波比：「我們看到的第一具屍體，不該是我們深愛的人。」 ◇現場犯罪清潔工尼爾：「最糟的死法是什麼？就是沒做好準備就死掉。」 ◇處刑人傑瑞：「你當初在外面殺人，就已經知道自己以後會是什麼下場了，你已經做了糟糕的決定，放棄自己的生命了。那其實就是自殺。」 ◇喪慟穩婆克萊兒：「你不能說懷孕十周流產的人比足月死產的人不重要，生下來以後活了兩天的嬰兒也不會比他們更重要。」 ◇遺體防腐師凱文：「『辨認』也是哀悼過程的一部分。我們希望死者能在家人面前展露最好看的一面，幫助家屬接受和放下，才能繼續走下去。」 ◇人體冷凍機構會長丹尼斯：「我們現在常常讓人『死而復甦』，這是醫療急救的一大重點，我們要是一直認定死人不可能復活，怎麼可能有今天的進步？」
海莉‧坎貝爾（Hayley Campbell） 作家、廣播員與記者，作品曾刊登於《WIRED》雜誌、《衛報》、《新政治家》雜誌、《帝國》雜誌等刊物。她和貓咪奈德居住於倫敦。
朱崇旻 曾在美國居住九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系，是以小說為食的謎樣生物，時時尋覓下一本好書。喜歡翻譯時推敲琢磨的過程，並認為無論是什麼題材的書，譯者都應該忠實傳達作者的立場。興趣包含寫小說、武術、室內布置和冬眠。欲聯絡請洽：[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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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薦： 大師兄／前殯葬所服務人員──專文推薦 王錦華／《鏡週刊》人物組副總編輯 李安琪／《打擾了，我是大體化妝師》作者 房慧真／作家 郭憲鴻（小冬瓜）／人氣YT頻道「單程旅行社」 楊敏昇／資深法醫 楊斯棓／《人生路引》作者 , 方寸管顧首席顧問 , 家醫科醫師 盧拉拉／特殊現場清理員 ──深刻推薦（依姓名筆劃順序排列） 媒體推薦： 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本書，來認識「殯葬」這個行業，不要懼怕，人總會死，而我們是因為死亡而存在！──大師兄／前殯葬所服務人員 我們有沒有可能好好凝視死亡，不美化也不醜化它？海莉‧坎貝爾做到了。這位作家兼記者，透過對十二位死亡產業職人的深度採訪，像嚮導一樣帶我 們親臨種種死亡現場。透過她誠摯的眼與筆，真實的力量非比尋常。──王錦華／《鏡週刊》人物組副總編輯 書中對死亡相關工作者有細膩的描繪，彷彿置身於場域當中深入其境，亦能窺視工作者如何看待死亡，以及作者對死亡的反思，與死亡也有多面向對話，是一本值得分享與收藏的作品。──李安琪／《打擾了，我是大體化妝師》作者 「死亡」是人最重要的導師，它帶來的衝擊與啟示性遠勝過生命的其他面向。作者海莉‧坎貝爾就好像助教，在課堂上處處提醒我們。──郭憲鴻（小冬瓜）／人氣YT頻道「單程旅行社」 本書有別於一般犯罪與殯葬書籍，完全是站在非科學、傾人文的角度在描述死亡從業人員帶給我們的感動！漫長的法醫與修復師生涯，我經歷無數驚濤駭浪的案件，才驚覺無論擁有多縝密的辦案邏輯、多高明的修復技術，在生命的洗禮下，自己是如此地平凡。──楊敏昇／資深法醫 作者記錄了十二種死亡產業職人，讓人了解死亡之後，為了所謂的圓滿，這些產業便開始運作。我們會發現，磕碰踉蹌之中，死亡降臨，看著這些經手死亡的職人，更能體會活著的美好。──盧拉拉／特殊現場清理員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前言（節錄） 我真正認識的第一個死者，是我朋友哈莉特。我們十二歲時，她跳進氾濫的小溪拯救她的狗貝兒，結果就這麼溺死了。我幾乎不記得那場喪禮，不記得任何人的悼詞，也不記得有哪些老師前來追悼她、有哪些老師哭了。我不記得哈莉特那隻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坐在哪裡，甚至不記得牠是去參加喪禮還是待在家中。 我只記得自己坐在教堂長椅上，盯著那口上了蓋的白棺材，滿心想知道棺材裡裝的是什麼。我實在無法理解這個概念──她就在那裡，卻又不在那裡，而且沒有任何有形證據證明這一點。我滿心不耐煩，只想看看她。除了想念朋友之外，我似乎還少了什麼東西，感覺別人有什麼事情瞞著我。我恨不得親眼看見她，恨不得理解這一切，而這份欲望成了我為朋友哀悼的障礙。她看起來還像我認識的那個哈莉特嗎，還是她的樣子變了？她聞起來像那些腐爛的喜鵲嗎？ 我不畏懼死亡，反而對此好奇不已。然而在學校，師長總要我別過頭、別去看鳥屍、圖畫、我死去的朋友。在課堂上、教堂裡，他們給了我不同的死亡畫面，口口聲聲告訴我：死亡不過是短暫的狀態。他們給了我一套現成的觀念，試圖取代我憑自身經驗逐步拼湊的觀念。他們迴避問題，對我心目中簡單明瞭的事實做出奇怪的反應，以此告訴我：死亡是禁忌，我應該懼怕它才對。 死亡無所不在，新聞、小說、電玩遊戲都能找到它的蹤影。它存在於超級英雄漫畫，作者能每月隨心所欲地逆轉它；存在於網路上隨處可見的真實犯罪Podcast、一則則真實故事的小細節，以及童謠、博物館、美麗女性被謀殺的電影中。然而，我們看見的總是修改過的影像。我們也許會聽聞各種駭人消息──住戶在公寓裡被活活燒死、飛機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男子駕駛卡車衝撞行人，不過這一切都過於難懂，現實與想像交融之後成了背景雜訊，死亡無所不在，卻又和我們之間隔著一層面紗，抑或只存在於虛構故事。我們彷彿身處電玩世界，一轉身，地上的屍體便消失無蹤。 問題是，屍體總不可能憑空消失吧？我坐在那間教堂裡，盯著朋友的白棺材，心裡很清楚：有人將她從溪水中拉上岸，有人替她擦乾了身體，有人將她搬到了這裡。在我們無法照顧她之時，有某些人做到了。 全球平均每小時有六千三百二十四人死亡──每天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六人，每年五千五百四十萬人。換言之，每半年過去，就有超過全澳洲人口的人類從地球上消失。若在西方世界，大部分的人死去後，會有人致電他們的親屬，有人推著輪床來收屍，將遺體運送到太平間。有些人死後會躺在原處靜靜腐爛分解，直到鄰居忍無可忍為止，並在彈簧床上留下人形輪廓，必要時會有另一個人被請去清潔現場。 當死者沒有親屬時，會有人被請去將公寓中構成獨居生活的所有物品清空，鞋子、門前踏墊上的雜誌刊物、到頭來還是無人翻開閱讀的書堆、冰箱裡保存得比主人還久的食物，有些拿去拍賣，有些送到垃圾場。到了殯儀館，也許會有遺體防腐師盡量讓死者顯得不像是屍體，而像是沉沉睡去的生者。這些人負責代為處理我們不忍直視的事物……至少，我們是如此認為。死亡在我們看來簡直像天塌下來了，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例行公事罷了。 我們絕大多數都和完成這些必要工作的普通人毫無瓜葛，他們被我們推到了遠處，和死亡本身同樣隱諱又神祕。這群人沒沒無聞、無人頌揚、無人知曉。我對死亡與相關工作者的興趣，多年下來成了籠罩生活的一張網，我只能自行想像的真相，這些人天天都會接觸到。當我們看不見怪物形影，只能隱隱聽見空調出風口傳出的腳步聲時，心中的恐懼必定會倍增，然而在面對死亡時，除了悄悄逼近的腳步聲之外我們什麼都不准看見，無法憑藉真實事物建立基本觀念。我想認識人類死亡最尋常的面貌──不是照片，不是電影，不是鳥類，也不是貓咪。 在尋求解答時，世人往往會在教堂、諮商室、山上或海上找到答案，但我不一樣。我是記者，平時工作就是對別人提問，這時我就會相信──抑或是希望──能從其他人身上找到答案。我制定了計畫，準備找到天天在死亡身邊工作的這群人，請他們介紹他們的工作與工作方式。除了探索相關產業的運作機制以外，我還想探討我們和死亡的關係如何顯現在他們的工作流程之中，以及這份關係為死亡相關工作所奠定的基礎。西方死亡產業的一大前提是：我們生者不能在場，或者說不需要在場。不過，假如我們將這份重擔外包給別人是因為自己承受不了，那他們又是怎麼承擔下來的？他們也是人，我們和他們不應區分你我，大家都同為人類。 我想知道的是，當我們以這種模式將死亡工作外包給別人，是否就剝奪了自己應獲取的基本認知？我們生活在人為的否定狀態，存在於天真與無知的邊界地帶，是否培育出了不符合現實的恐懼？假若明確了解死亡、看清了死亡，是否就能消除對死亡的恐懼呢？我想看到剝除了浪漫幻想、詩情畫意與矯揉粉飾的死亡，這是所有人終將面臨的一件事，我想看到它最為赤裸、最為平凡的真面目。我不想看到任何委婉的文飾，不想聽滿懷善意的人叫我邊喝茶吃蛋糕邊談論悲傷。我只想尋得一切的根源，從中培養出屬於自己的理念。 「你怎能肯定自己畏懼的就是死亡呢？」散文家唐．德里羅在《白噪音》一書中寫道：「死亡是如此模糊不清，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感覺、長什麼模樣。你可能只是心裡有個個人問題，這個問題以宏大而普遍的議題形式浮上水面罷了。」我想將死亡縮小為我能捧在手心、能處理與承擔的大小，將它縮小到人類的大小。 然而我越是和人談論此事，別人對我提出的質疑就越多：你來到了不必來的地方，是想要找到什麼？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燃燒自己的生命與心靈？ 從前的我一直活在安逸幻象之中，以為記者無論如何都能客觀地觀察世界，成為事件與他人之間的中介，在報導的同時不受任何影響。我以為自己刀槍不入，結果我錯了。我從前的缺失感確實存在，我也深深意識到了它，卻萬萬沒料到這份傷害的影響之深。原來我們對死亡的態度，對日常生活造成了如此深切的影響。在這種態度下，面對破碎瓦解的事物，我們不僅無法理解，甚至無法好好哀悼。我終於目睹了死亡的真面目，在看清現實時受到了幾乎無法用言語描述的深刻改變。除此之外，我還在黑暗中找到了另一樣東西。潛水手錶在漆黑海中發光，孩子臥房天花板的星星貼紙在夜裡散發螢光──關了燈，我們才能看見黑暗中的光芒。
TABLE OF CONTENT
前言 1 有限生命的邊緣：禮儀師 2 贈禮：大體老師服務總監 3 點石成金：死亡面具雕塑師 4 浮游彼岸：災難遇害者辨認工作 5 慘狀：犯罪現場清潔工 6 與劊子手共進晚餐：處刑人 7 世上不存在永恆：遺體防腐師 8 愛與恐懼：解剖病理學技術員 9 嚴母：喪慟穩婆 10 土歸土：掘墓人 11 魔鬼的車夫：火葬場操作員 12 滿懷希望的死者：人體冷凍機構 後記 作者銘謝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CH 4 浮游彼岸：災難遇害者辨認工作（節錄） 麥奧原本並沒有來肯揚工作的打算，他是在結束警察生涯、準備享受退休生活時收到了肯揚的邀請。然而現在回顧過去，我們會發現是二十年前的一場行動鋪下了他今日走到此處的道路。 當時是二○○○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了結束科索沃戰爭而採取十一周轟炸行動，引起了爭議，而在那一年後，一些人從外國來訪，準備協助調查戰爭時的惡行。情報人員找到了亂葬坑，鑑識團隊掘出屍體後做了驗屍，並試圖辨識死者身分，將他們送回家屬身邊。調查團隊急需能支援調查五周的人手，當時麥奧負責調查命案，特別是未解命案，他習慣監督驗屍，習慣井井有條的辦事方法，也能架設這項大工程所需的電腦系統──身為優秀警察所具備的技能，讓他成了這份工作最理想的候選人。 四年後，斯里蘭卡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發生海嘯時，倫敦警察廳派人過去協助辨識數以千計的死者。麥奧曾在科索沃成功辨識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屍體幾乎完好的死者，也包括只剩白骨的死者，於是警察廳將他派到斯里蘭卡，讓他負責不同國籍死者的辨識工作。麥奧在斯里蘭卡待了六個月，在這睡眠不足的半年間，他認識了其他災難處理人員，許多合作者就是多年後終結他退休警官生活、給了他肯揚公司這份長期工作的人。 辦公室擺了幾張他在警政機構工作時的照片，架上除了大規模死亡事件的處理手冊之外，還放了幾件雜物。我指向其中一件物品：一個上了亮光漆的小木架上，掛著一把破舊的掛鎖，鎖上還貼了同樣破舊的手寫標籤。我問起這個鎖的來歷時，麥奧說道：「這是我們在斯里蘭卡最後一天取下的一把鎖。」他將掛鎖從架上拿下來，放在我們之間的桌子上。它原本掛在某個四十英尺高的冷藏貨櫃上，貨櫃裡裝著二○○四年海嘯過後尋回的無名屍。在六個月心靈疲勞的工作過後，他們辨識出最後一具屍體的身分，終於將貨櫃清空時，斯里蘭卡的驗屍官將最後一把掛鎖送給了麥奧。 「那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時刻。」他說：「我們意識到工作終於完成，那些人也終於可以安息了。」 那場海嘯中，滔天巨浪襲捲印尼、泰國、印度、斯里蘭卡與南非海岸，導致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人死亡，光是斯里蘭卡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三萬。當地政府擔心眾多遺體暴露在熱帶氣候下會造成衛生問題、影響生者的健康，於是開始迅速掩埋屍體。罹難者遺體被埋入萬人坑，許多掩埋處都位於醫院旁，醫院裡的人還能看見外國派遣人員前來掘屍，尋找各自國人的遺體。「斯里蘭卡政府不希望大規模辨識本國人。」麥奧解釋：「他們很多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覺得罹難者都埋入萬人塚就好了，不必再多做什麼。但是當地官方機構和政府也知道，外國人沒辦法理解這種文化，外國政府也不會希望國人永遠葬在那些萬人塚裡，所以當地政府盡量記錄了明顯是外國人的罹難者埋葬在哪些位置，表示願意和我們合作辨識遺體。」 英國警察與鑑識官輪班調查了埋葬外國人的萬人塚所在處，將遺體挖了出來，約三百具無名遺體裝進了冷藏貨櫃裡，等著接受驗屍與辨識。調查人員蒐集了各國罹難者死前的牙齒、DNA、指紋等資訊，試圖在貨櫃中尋找與資料相符的遺體。問題是，蒐集數百名失聯外國人的死前資訊可不簡單，我們在肯揚公司的開放日就聽過麥奧的解說。麥奧告訴我們，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遺體，也不知道找回來的遺體會是什麼狀態，所以必須盡量取得關於那人全身上下每一個部位的資料。舉例而言，你可能知道某人手臂上有刺青，但如果沒找到這個人的手臂呢？或者說，你也許以為某人擁有獨一無二的刺青，事實卻並非如此呢？在一次事件中，麥奧赫然發現卡通人物「威利狼」是某個海軍陸戰運輸隊的吉祥物，擁有相同刺青的人多達數百個。 除此之外，發生爆炸時所有人的個人物品可能會全部混在一起，你在某人身上找到的錢包與證件可能不屬於這個人，你只能質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為了示範，麥奧讓我們和旁邊的人兩兩一組扮演不同角色，模擬蒐集生前資訊的情境。他要我們記下任何醫療植入物，例如心臟節律器、乳房植體等，因為這些物品都有獨特且可追蹤的序號，對於辨認遺體而言非常重要，他不久前就以人工膝蓋骨為根據，辨識出了某個死者的身分。換言之，那個男人全身上下最容易辨識的部分，竟然是他的膝蓋。在角色扮演時，我扮演我媽媽，提供一些關於我的資訊，我身邊那位沉默寡言的防火監察員則扮演肯揚員工的角色。我列出了身上各處的可辨識物：兩條腿各兩枚膝關節手術的骨釘，左大腿一塊淡淡的胎記，手腕上因青少年時期氣得砸爛窗戶而留下的疤痕，我騎著粉紅色三輪車撞上垃圾桶時在肩上留下的一道白疤。 在這裡回答種種有助於辨識我遺體的問題時，我才發現自己對家人說得很少。我想像爸媽將片片段段的資料提供給家屬聯絡人員，彷彿努力從口袋掏出一丁點棉絮。我想像太平間工作人員在屍塊之中翻翻找找，試圖找出那些童年留下的舊疤。在我看來，這無論是時間上或金錢上都所費不貲。 「當地政府不特意辨識本國人，真的是單純因為宗教上的原因嗎？還是因為罹難者都是窮人？」 「這件事一定有受政治因素影響。」他說：「那場海嘯發生時，泰國的死亡人數比斯里蘭卡少得多，可是卻有很多外國單位到泰國尋人。為什麼？因為他們決定要把『所有人』都辨識出來，整個過程花了十八個月到兩年。這會不會是因為其中很多罹難者是有錢觀光客呢？多少有這個考量吧。」他微微聳肩，彷彿在說：事情總是和錢脫不了關係，而金錢的事他可沒辦法作主。「這就表示，國際社會有更多人關注泰國的災後處理。在災難發生時，不管是處理方法或應對用的資金，都一定和政治脫不了關係。」 另一件與當地人貧窮程度相關的案子，是菲律賓的海燕颱風。海燕颱風是史上最強的熱帶氣旋之一，它在二○一三年十一月登陸菲律賓，許多建築物被吹垮，甚至有許多城鎮被整座沖走，光是在菲律賓就有至少六千三百人喪生。根據市政府官方估算，獨魯萬市約百分之九十被毀了。風災才剛結束，麥奧的團隊就立刻趕往獨魯萬，來到這座幾乎只剩斷垣殘壁的城市。兩年後，方濟各教宗甚至在造訪獨魯萬時，在機場前率三萬民眾望彌撒，盼能使當地人民重拾希望。 我告訴麥奧，記得自己當時在《紐約時報》看過相關報導，說罹難者遺體曝屍數周。聽我提起此事，他黯然別過了頭，彷彿至今仍無法相信自己親眼所見的畫面。 「海莉，當時的照片我還留著。」他繞到辦公桌後面，一陣尋找與咒罵過後在電腦上點開了投影片。照片中是他們的工作總部：一幢只有一間廁所、無人使用的建築，一些薄布搭建的帳篷被他們當臨時停屍間使用，都是當地政府就地取材搭成的。他們的臨時停屍間缺乏一般太平間應有的工具與器材，也沒有冷藏設備，其中一座帳篷上印了「我♥獨魯萬」的字樣。總部旁是一片蚊蟲密集的沼澤地，數以千計的屍袋排列在地上，在高溫下膨脹、爆開。獨魯萬當時的平均氣溫是攝氏二十七度，濕度約百分之八十四，在如此濕熱的環境下，屍體腐爛分解的速度很快，過程中釋放的氣體導致塑膠袋爆裂，原本的內容物溢到了沼澤地的水灘裡。 我問麥奧當時聞到了什麼氣味，他默默思索半晌，彷彿從未想過這個問題。「老實說，我的嗅覺好像不怎麼靈敏。這應該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吧。不過在斯里蘭卡的時候，我們有一次在路上開車十四小時，那段時間我一直都能聞到死亡的甜膩味道。」 麥奧一頁頁翻著投影片，秀出更多照片：麥奧親自從菲律賓一座潟湖裡撈出了三具屍體。他們並不是被颱風吹到湖裡，其實是當地一名警員懷著好意將他們丟到湖裡的，他不過是想為倖存者掩蓋死屍的氣味與駭人畫面罷了。死者背上的皮膚光滑而腫脹，身體前側與面部卻被動物啃得只剩骨頭了。「我們以前打撈空難罹難者的遺體時，也看過有人被鯊魚咬掉了幾口。」麥奧一面說，一面點過一張張投影片──大自然就是如此。平攤在防水布上的三具屍體；麥奧抬起一名罹難者的腿，指著綁在那人腿上的藍繩，之前那名警員就是將繩索綁在屍體腿上，想將屍體固定在湖底，讓他們就此消失。 他加快速度點過一張張照片，想讓我明白他當時的想法。當時的他看著排滿整片沼澤地的屍袋，滿腦子想的是：我覺得這次真的沒辦法解決了。這些是颱風過境一周後拍的照片，這時屍袋裡已經滿是棕色液體，乳白色肋骨凸出了濃稠汁液，液體裡還能看見許多蛆蟲。一顆顆人頭失去了可辨識的五官，癱軟的頭髮黏在臉頰與眼睛上。更多穿著泳衣的浮腫屍體，排列在離海灘十分遙遠的地方。大人、小孩都有。我聽麥奧介紹他的工作已經聽了數小時，但此時看著這幾張照片，我才終於認知到遺體辨識的困難度。 這些並不是溺水後從湖裡撈上來的人，而是迅速腐爛的骨肉，沒有臉，更找不到刺青。往好處想，至少每個人都很完整，而不是飛機殘骸中的四十七塊碎屍，麥奧理論上還是有機會憑DNA或牙科紀錄辨識出所有死者。問題是，海燕颱風不僅剝奪了這些人的性命，還毀了他們的家園，同時毀了蒐集任何生前資料的可能性，麥奧的團隊無法從死者家中找到比對DNA用的毛髮或牙刷，無法從鏡子或門把採集死者的指紋樣本。此外，一個人越是貧窮，就越不可能去看牙醫，更不可能用指紋驗證的方式進出辦公大樓了。 儘管如此，面對數以千計的罹難者，菲律賓的驗屍團隊還是以每天約十五人的速率處理死者，蒐集永遠無法、永遠不可能用以辨識他們的死後資料。他們沒特別考慮這一切可能代表的意義，就只是按部就班地進行驗屍工作。麥奧認為將這些遺體暴露在戶外、任他們腐爛有違人道，而且當地政府沒有規劃辨識死者的計畫，外國政府都對此不感興趣，因此沒有資金投入這份工作。當時情境已經對倖存者造成沉重的心理負擔了，沒必要讓他們繼續看著罹難者遺體在戶外腐爛。 「我當然還是很尊敬那些嘗試辨認遺體的人，但我得到的結論是，那是不可能的任務。我想說服他們個別掩埋遺體，可能取一顆牙齒之類的東西比對用。」牙齒是最容易保存的人體部位，比起完全放棄希望，也許保留未來辨識死者身分的一絲希望會好一些。「最後，所有外國人回家過聖誕節的時候，他們當地用挖土機把遺體都埋了。他們也發現沒辦法做到更多了。」 *** 我想知道這一切對麥奧本人的影響。他看見堆在萬人坑裡的死者，看見在屍袋裡腐爛或封在罐子裡的人，內心會發生什麼變化呢？麥奧告訴我，他對死亡的感受並沒有改變。「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他說：「我們就是會死。」然而，這份工作確實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在見證了他所見證的一切後，事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序變了。在斯里蘭卡的海嘯之前，麥奧表示自己很重視警政工作與官僚體制下的表單、規章與條例等，但從斯里蘭卡歸國後，那些事物不再重要了。「這大概對我的事業造成了不少傷害吧。那些形式上的東西，那些表面工夫，我全都不在乎了。我也沒有生氣，就只是不肯再做那些而已。」 工作經歷加深了麥奧對於人們情緒、心理與身體極限的認知，舉例而言，他的一名下屬在離開斯里蘭卡後仍為創傷後症候群所苦，可能再也沒辦法重回職場了。肯揚一向謹慎挑選派外處理事件的員工，且無論在工作過程中或結束後都提供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援，麥奧目前就在為負責格蘭菲塔案的員工準備後續報告。在科索沃時，麥奧看見挖掘團隊中的某位志工天天爬進萬人坑裡掘屍，那人雖然天天嘔吐，卻仍然堅持工作了兩周，說什麼也不願放棄──麥奧從這份經驗中學到，一個人即使有意願工作，也不一定足夠堅強。工作人員除了需要實務技能以外，還需要極強的情緒復元力，不能是近期失去親友的人，也不能是在自己生活中經歷了冤枉或委屈而欲透過這份工作導正錯誤的人。 麥奧自己也不是完全沒受這份令人喘不過氣的工作影響：在二○○九年，他還未加入肯揚公司時，曾被警政機關派至巴西，負責辨識法國航空447號班機空難中死亡的兩百二十八人；那是他第一次目睹空難現場。上司要求他結束巴西的工作後，回去接著輪值處理命案，所以麥奧清晨六點在希斯洛機場落地後就立刻開往警局，結果路上發生了車禍。「我的世界都變了，我沒辦法專注於這些事情。在這種工作結束後，人都需要花一段時間休息和恢復狀態。」 話雖如此，麥奧似乎很少休息，他說他無時無刻不忙於工作。他每一次搭飛機都會全程穿著鞋子，每一次都會注意逃生路線，也每一次都將飛安影片從頭看到尾。現在的他在這間辦公室工作，離此僅僅數英尺的倉庫裡存放著被燒死在家中床上的罹難者焦黑的遺物。我有些好奇，他是否和死亡面具雕塑師尼克．雷諾茲一樣，若靜下來思考這些便會被排山倒海的回憶與情緒淹沒？「你怎麼跟我太太問一樣的問題？」他笑吟吟地說。 我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時，麥奧問我，我採訪過的人當中，有沒有誰對「你為什麼從事這份工作」這個問題提出了好答案？從我剛來到現在，麥奧的態度稍微變了，他不再顯得頑皮，看上去似乎在沉思。我們在先前數小時對話中努力探討了他為什麼有能力從事這份工作，他一直堅稱自己不過是個「簡單的粗人」，沒什麼有深度的內涵，他會來到此處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但他也沒頭沒腦地告訴我，他經手的命案沒有一樁沒解決的。他身後的牆上，掛著一句裱框的格萊斯頓名言：「將一個國家照顧死者的方式展示給我看，我便能精確量測該國人民的溫柔慈悲、對法律的遵從，以及他們對高尚理想的忠誠心。」 我告訴麥奧，過去數月，許多自認為沒有特別理由的人都給了我各自的理由，不過這些理由的核心都一樣：他們想要幫忙，想要做自己心目中正確的事情。他們無法扭轉死亡，不過他們可以改變大眾處理死亡的方式，給予死者尊嚴。我對他說起妙佑醫院的泰瑞──雖然不做也不會有任何人發現，泰瑞還是堅持要熬夜在解剖實驗室待命，等著將大體的臉物歸原主。麥奧默默點了點頭，朝辦公桌對面的我靠過來，最後一把貨櫃掛鎖仍躺在我們之間的桌上。「就算是死了，人還是應該要有身分的。你說是不是？」 顯示部分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