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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半導體業，鮮少人不知道Morris Chang ──「張忠謀」。 他三十五歲擔任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積體電路部總經理，三十六歲升任副總裁，四十一歲時已是該公司主管全球半導體部門的資深副總裁。 一九八五年來台，他為台灣半導體業開疆闢土，一手創辦的台積電，如今帶領著台灣半導體業，登上世界第四大生產國的寶座。許多人都說：「若沒有張忠謀，台灣沒有今天的半導體業。」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格特質與成長經歷造就了今天的張忠謀？儘管媒體報導如潮，十八歲離開中國大陸之後，將近四十年少用中文的他，在六十六歲這年，堅持用中文一字一句寫下這本自傳，他要呈現最真實的張忠謀。
張忠謀 1931年生於浙江鄞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士、碩士；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博士。1958年任職於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前後達二十五年。 歷任該公司IC部門總經理、全球半導體集團總經理以及總公司資深副總裁。1984年任職美國通用器材公司總裁。1985年來台，受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1986年創辦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帶動台灣半導體業蓬勃發展。1988年受聘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1990年代表台灣合資集團併購美國慧智科技公司，是當時台灣在國外最大之併購案，為國內科技業在國外成立重要新據點。1994年創立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為台灣企業邁入DRAM時代樹立一個新的里程碑。
TABLE OF CONTENT
序 大時代的創造者 余秋雨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出版企業家傳記與回憶錄的用心 高希均 自序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 張忠謀 第一章 「大時代」中的幼少年 第二章 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 第三章 進入半導體業 第四章 初試啼聲──德州儀器公司 第五章 重拎書包──史丹福大學 附錄 文藝少年：伊莉莎伯／勝利的前夕／殺臭蟲 科技觀點：台灣半導體業的機會／發展台灣科技業 重要演講：知識經濟之迷思／談創新／終身學習因應挑戰 張忠謀大事年表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序 大時代的創新者 余秋雨 張忠謀先生在台灣，家喻戶曉。以他為董事長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無論從掌握的資金、還是每年獲利，在台灣都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最受尊敬的十大企業家之一。但奇異的是，十大企業家中只有他一人並非成長於台灣，而是五十四歲時，才單槍匹馬從美國回來。因此，他在台灣的驕人業績，都創建於高齡歲月。 他的自傳從一開始就寫清楚了自己的兩大文化背景。一是對民族救亡的激情，二是對中國文學的愛好。「對民族救亡的激情」應該說從他祖父一代就形成了，由「百日維新」，「民主」、「科學」到顛沛流離，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與民族的安危緊緊相連，這就是他落筆第一句所說的「大時代」。「大時代」是他不可選擇的背景，既使他一生器宇軒昂、憂國憂民，又為他設置了某種心理上的敏感和障礙。另一個滋養他、又束縛他的背景是中國文學，他從早年開始就接受了先秦諸子、《史記》、《三國演義》、《紅樓夢》、桐城派和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白話文學，甚至差一點要想去做中文作家，被長輩以難以謀生的理由阻止。這兩大文化背景，各自都有美好的內涵，而且各自也都能通達現代，但是顯而易見，由這兩大背景鑄就的人，一定不是今天的張忠謀先生。張忠謀先生並沒有遺棄它們，只讓它們成為一種人生積澱，而不是生命主幹。這便是他在年輕時在美國完成的文化轉型。 術道兼具 文化轉型，要以文化的力量來完成。許多中國留學生熟悉了西方語言，習慣了西方生活，又掌握了專業技能，乍一看好像也完成了文化轉型，其實未必，因為他們把持的只是「術」而不是「道」，而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取代道與道之間的對峙和對話。 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擺佈，張忠謀先生的三叔高瞻遠矚地替他先選擇了一年哈佛，而不是立即進入專業最對應的麻省理工。他在哈佛的一年，幾乎全方位地沈入了西方文明，從荷馬、彌爾頓、莎士比亞、海明威、奧斯汀、蕭伯納，讀到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和歷屆美國總統的演講，同時訂閱美國主要報刊、聽音樂、看演劇、參觀博物館、參加球賽和舞會、結交美國朋友，如此覆蓋遼闊又如饑似渴，當然會影響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但從生命全程來看，真可以說是「磨刀不誤砍柴工」，他從根本上對自己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張忠謀先生後來主持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為業，回台灣後又開創高科技企業，這種勢頭確實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所能長久保持的，他的根本奧秘就在於那次從哈佛開始的重新塑造。他喜歡引用海明威的話，把自己在哈佛的獲得說成是「可帶走的盛宴」，並認為這餐盛宴滋補了他一生，包括他所從事的那些似乎與人文領域關係不大的科技工作，直到今天。 摘自《張忠謀自傳（上冊）》序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 這本自傳涵蓋的時期是自我出生至三十三歲，恰是我現在年齡的一半。 忙著做事的人很少有時間想過去，但在夜闌人靜，偶爾回想過去時，我最懷念的倒不是三十三歲以後事業稍有成就的時期，而是我的前半生。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 十八歲以前，我已逃了三次難，住過六個城市(寧波、南京、廣州、香港、重慶、上海)，換了十個學校。我已經歷過槍砲(香港)和轟炸(廣州、重慶)，穿越過戰線(自上海至重慶)；我曾有無憂無慮的童年(香港)，也嘗到了慷慨激昂、抗戰時期的中學生生活(重慶)；更嘗到了離家去國，不知歸期的悲哀(自香港去美國）。 十八歲進美國哈佛大學。在一千多個碧眼兒同學裡，我是唯一的中國人。一年中只有美國朋友，只用英文，也如海綿地吸收西洋文化。即使在幾十年後的現在看來，這哈佛的一年仍是我一生最難忘、最興奮的一年。 十九歲入麻省理工學院，在這最高理工學府裡學我的謀生本領。 二十四歲進入半導體業，那時半導體業本身才只有三歲。 二十七歲進入一家正值黃金時代的世界級公司──德州儀器公司，與積體電路發明人基比喝咖啡、談研究，眼見他發明積體電路。 三十歲重拎書包，到史丹福讀博士，在大師前充實自己的半導體學術基礎。 三十三歲博士學成，抱著滿懷希望與期待，回到德儀。 那幾十年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在中國，在美國，在半導體業，都是「大時代」。 是我的青春。 是半導體業的青春。 也是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後的青春。 即使在古老的中國，在抗戰幾年中，也嗅到了強烈的青春氣息。 寫傳的遠因與近因 美麗的懷念，並不足以使我提筆寫自傳。提筆的決定仍有它的遠因和近因。 遠因是少年時代的作家夢。在香港的小學、重慶和上海的中學裡，總有六、七年的幼少年光陰，痴心想以寫作為終身工作。作家夢在高中畢業前就被父親淡淡的一句：「會餓肚子的」，而打消。高中畢業後到美國求學，以後在美國三十幾年，非但極少寫中文，甚至連讀中文書報的機會都很少。十幾年前在台灣，有開始以中文為主語，少年的作家夢只成回憶。有時自己問自己：「我還能寫長篇中文嗎？」 直到三年多以前。 那時，友人虞有澄兄邀我替他的新書《我看英代爾》(由天下文化出版)為序。他說：「兩千字左右就夠了。」但我讀了他的原稿後，對他寫的那一袋英代爾歷史頗有所感，便盡一個星期日的時間，信手寫了四、五千字。這是我幾十年少有的中文「長篇」，寫起來似乎還算順手。 幾個月後，虞書出版人高希均教授來找我。高教授認為我在平生經歷中，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可以用「自傳」的方式與讀者同享。高教授還說，如果我不願自己動筆，可以用口述方式，讓專業記者代筆。我不喜歡口述方式，因為我過去看到這類傳記，總覺得他們欠缺了一分傳主的感情。但如果要我自寫，這又是多麼大膽而費時的嘗試！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呢？所以我好幾個星期沒有給高教授答覆。 追憶是享受，動筆是煎熬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晚上重翻喜愛的海明威文集，翻到他的短篇小說＜基里孟加羅山之雪峰＞。小說主人翁是一個作家，在非洲基里孟加羅山腳下得了壞疽，不能行動，望著蓋滿白雪的山峰等死，以下是他垂死前的縹緲之思： 現在，他再也不能寫那些故事，那些那儲存起來，預備在他能寫得更好時要寫的故事。也許，至少他沒把它們寫壞。也許，他永遠不能寫得更好，這才是一直拖延不寫的原因。總之，一切都不知道了。 拖延的結果，原來竟是生命末頁的無奈和不確定感！讀了這段故事後幾天，我就接受高教授的邀請，預備自己動手寫自傳。 答應是答應了，但每提筆就後悔：答應得太貿然了！對我來說，追憶是一種享受；動筆卻是煎熬。許多夜晚和週末，我坐在書桌前，拿著筆，對著一張白紙發呆。多少感情洶湧澎湃，但被阻塞在這支短短狹狹的鋼筆裡，不能盡情揮灑在白紙上。包括找資料的時間在內，這本自傳大約花的幾百小時。 經過五、六十年的時光，那麼多次搬家，十八歲以前的資料非常少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因為那時期正是我想做作家之時，日記和寫作不少。但十六歲前的日記已蕩然無存，作文只剩下幾篇，還虧重慶南開中學居然保留了幾十年，在幾年前登載在校友回憶錄裡。現在讀起來，那些文字雖然稚氣，卻喚回了不少回憶。失去的作文中尤其可惜的，是我自上海跋涉五十幾天到重慶後寫的一篇旅記，記得當時父母親還驕傲地傳給他們的朋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