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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日出篇》是马伯庸2022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破晓篇》续篇。 自强不屈,力从地起,这是医者寻觅救国之法的渐悟心路。 大医若史,以救人之仁术,见证大时代的百年波澜。 jin入民国之后,大时代的浪潮非但未曾平伏,反而日渐波涛汹涌。二次革命、五省大旱、关东大地震、淞沪会战,一次又一次把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等红会医生抛至风口浪尖,磨砺其技术,锤炼其心志。随着抗战爆发,中国陷入至暗时刻,三个人原本迷茫的前路,在痛苦与抗争中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如何真正拯救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这无数医者为之寻觅多年的答案,即将喷薄而出。 “扫却当途荆棘刺,三人约议再和同。” 三人坎坷而光荣的一生,终将迎来一轮红日,照耀在中华大地每一个人的身上。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茅盾新人奖得主。 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 代表作:《大医》《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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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全书稿,《大医》精彩纷呈,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飞扬的文采,使《大医》的写作犹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令人陶醉。总之,《大医》是一部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具的上佳作品,希望能够早日付梓以飨读者。 ——苏州大学教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池子华
PREFACE/READING GUIDANCE
《大医》是我写过最长的一部小说。 起初我没打算写这么长,四十万字差不多。但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即兴艺术,没法规划,也不能设计,不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地按照蓝图施工,它一定充满了各种意外。即使是创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下一行会发生什么,只能由着自己的兴致一个猛子扎下水,闭着眼睛拼命游,浑然未觉字数的增长:五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面,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字数统计:八十万字。 八十万字听起来很多,落到纸面上我却只嫌太少太局促,简直施展不开。原因无他,中国近现代史实在漫长,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也实在精彩。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实人物,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浓墨重书的事迹。我就像是一头闯进玉米地的熊瞎子,面对这么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手足无措,简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 历史的真实,自带着一种凝重的质感,它无须雕琢,不用矫饰,仅仅凭着“真实”二字,就已超越了一切艺术创作。所以《大医》也是我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小说。 这个“惊心动魄”不是形容读者的阅读体验,而是描绘我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我经常读着读着资料,激动到浑身战栗不能自已,甚至有几次热泪盈眶。 姚英子护送孤儿前往重庆的故事,脱胎于艾伟德和蒋鉴两位伟大女性。艾伟德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外号叫“小妇人”。在抗战期间,她带着一百多名孤儿躲避战火,从山西阳城一路长途跋涉,翻山涉水,历尽艰辛,最终抵达西安。后来好莱坞根据她的事迹,拍了一部电影叫《六福客栈》,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影响巨大;蒋鉴女士是顾维钧的外甥女,丈夫周明栋是德国医学博士,夫妻俩本来是在杭州行医。抗战爆发之后,他们来到汉口加入第五陆军医院,义务提供战地治疗服务。一九三八年,蒋鉴受李德全、邓颖超之托,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百名难童从武汉转移。这一百名难童体弱多病,许多人罹患肺结核、支气管炎、疥疮、贫血症等,而蒋鉴女士以极大的毅力,奇迹般地把他们一个不少地送到了重庆。而她自己因此积劳成疾,去世于一九四〇年。 方三响在郭梁沟镇的传染病调查,素材是取自《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的一篇报道。当年在延安附近的川口地区暴发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徐根竹奉命前往调查。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老红军,因为在作战中腿部受伤,转入后方的医疗队伍。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满怀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积极奋战在抗疫一线。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之下,徐根竹顺利解决了川口地区的疫情,解除了延安的公共卫生危机——整个过程之曲折,其实足可以单拍一部电影。后来徐根竹出任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不幸于第二次榆林战役期间牺牲。他的墓碑,至今还矗立在榆林烈士陵园里。书中的“老徐”,即是以徐根竹烈士为原型。 农跃鳞是多名民国记者的合体: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还有不畏当局威胁,毅然撰写《豫灾实录》记录一九四二年河南饥荒的张高峰,胆敢当面讽刺孔祥熙的新闻女侠彭子冈,痛骂孙科的龚德柏,等等。我把那些传奇记者的形象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并给他赋予了一个江南问题研究会的分析师身份——这个身份的真正拥有者,是华东局社会部调研科的钟望阳。他本来是个文学家,因为时局缘故,投身到情报分析工作中来。新中国成立后,钟望阳回归了自己热爱的老本行,成为一名儿童作家,颇有“余年还做陇亩民”的潇洒。 其他如为了拯救同胞慷慨就义的项松茂,为华籍劳工奔走惨遭杀害的王希天,他们都以真身进入本书,书中事迹亦皆真实不虚。即使是一些小人物,也都各有根由际遇。比如书中一直四处奔走寻找王希天的王兆澄,也是史实人物,他归国之后,先后任职于多所高校,潜心从事农林教育与研究,帮助民族资本办过味精厂和酱油厂,研发过“消治龙”药膏和多种维生素口服剂,还在湖南为抗战军队研发过压缩饼干,为前方战线的后勤解了一大困。一九四九年,他在衡阳为了掩护国立师范学院的师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南迁政策,惨遭枪杀而死。 再比如方三响的同志陈叔信,原型乃是陈仲信。他是湖州人,在上海建承中学读书时积极追求进步,并在一九四六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上海学界运动的骨干。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陈仲信前往接应,结果在苏州河边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场牺牲,时年二十岁。他是解放上海战役期间,最后一名牺牲的地下党成员,倒在了日出即将到来的前一瞬间。书中庇护方三响的谢寿天,也是一位真实人物,是上海滩的保险巨子。他无论是在商界的表现,还是作为地下党的作为,都堪称传奇。 我本来还想多写写林可胜,他所组建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想多写写陈志潜,他作为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先行者,有许多曲折经历可以挖掘;想写写汤飞凡,他在抗战期间极艰苦的环境下,奇迹般地研发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想写写沈克非,他率领中央医院辗转长沙、贵阳、重庆,又跟随远征军赶往缅甸、印度从事战地医务工作;想写写王布君,日本投降之后,他一人单骑入大连,在敌人眼皮底下建起一座大连医学院,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量急缺的军医人才……太多了,太多了,这些人物有的只在本书中惊鸿一现,有的在书中未曾提及,但每一个人的经历展开来,都是一本大书。区区八十万字,又怎么能把这么多大医写尽呢? 所以《大医》也是我写得最有责任感的一部小说。 这个责任感,不是被人强行赋予,而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油然而生的。 写作既是一个表达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起初只觉得这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好题材,但随着调研和创作的深入,我越发感受到震撼。借用爱因斯坦评价甘地的一句话就是:“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但同时,我也深觉遗憾: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看完这本小说之前,对刚才所罗列的那些人物是不知道的。说实话,我在动笔之前,对这些也茫然无知。他们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拯救了那么多生命,可以说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命运的走向,但除了学术界有专门研究,并不为广大世人所知晓。 那么,既然我读到了这些人,看见了这些事,我就有责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他们重归公众视野,让今日之人感知到中国一代代大医的传承脉络、精神赓续,如此才不辜负他们倾注一世心血的付出。 这本书写完之后,我想了很多书名,可总觉得差了一口气儿,迟迟无法确定。一直到付梓的前一刻,我才下了决心,就叫作《大医》。简单了点儿,直白了点儿,可除了这两个字,实在无法抒发我在这本书里投入的全部感动。 如果读者看完此书,有兴趣去搜索一下诸多大医的事迹,略做了解,我便足以欣慰,功不唐捐。 咱们下本书见。 ——马伯庸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上海七月的落雨,向来极有风格。行人走在街头,会感觉像在无数张蜘蛛丝网之间穿行。每一滴雨水都仿佛抹过一层南洋树胶,简直黏腻到可以拉出一条丝来。 这样的雨打在身上,再被蒸蒸的热力一烘,会把皮肤上的毛孔全数糊住,瘙痒难耐,却怎么也撕扯不开。 尽管人间已变作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这黏糊糊的夏雨也依然故我,没有任何改变。此刻一男一女正撑着一把大油伞,在雨中驻足仰望,望向眼前一栋二层小楼。 这小楼矗立在十六铺太平码头的旁边,毗邻里马路尽头。整个楼的外形像一座腰圆式的欧洲戏院,可细处依旧是中式的雕栏画窗。在小楼的进口右侧,有一面迎墙,墙面上还残留着层层叠叠的海报碎片与糨糊痕迹,上方是“改良新舞台”五个阳刻大字。 虽说此时小楼里空无一人,但能想象到,昔日这里是何等辉煌热闹。 “这个新舞台呢,可是有年头了。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的时候,为了振兴南市华埠,李平书、姚伯欣、沈缦云,还有我爹,几个上海绅商创办了振市公司,他们为了聚敛人气,特地投资建了这么一座戏楼——这里排演的都是新式戏,什么《黑籍冤魂》哪,什么《波兰亡国惨》哪,夜夜客满,生意旺到烧蜡烛。” 伞下的姚英子说得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距离辛亥已经一年半了,她容貌俊秀依旧,只是头发没梳成流行的名媛高髻,反而剪了个齐耳短发,透出一丝锐利与干练。 “既然那么热闹,怎么现在还关张了呢?”方三响撑着伞,瓮声瓮气地道。他的身量比之前又高大了几分,站在英子旁边,两人简直就像是一个女香客和庙里的泥塑金刚像。 “他们可不是关张,是搬家啦。新的戏楼在露香园九亩地,等回头建好了,我请你们去看。” 姚英子见方三响兴趣缺缺,又热情地介绍道:“蒲公英,你是没去看过。这个戏院跟茶园里那种四方戏台不一样,是按照欧美戏院来建的,里头有机械转台,有顶棚变灯,还特地从东京请来布景师呢,舞台效果老嗲的。” “日本人的东西呀,那我不要看,你叫孙希来陪好了。” 姚英子知道他对日本人恨意深重,道:“你老闷在宿舍里头,要发毛病的。再说了,别的地方就算了,这里的戏你可是一定要看的。” “为什么?” “这个新舞台的东家,是姓夏的四兄弟。四兄弟里的老二叫夏月珊,老三叫夏月润,都是革命党。辛亥大战,陈其美只身前往江南制造局劝降,结果被里面的守军扣押。多亏了这两兄弟冒险潜入工厂放火,又趁乱打开大门,让革命军一拥而入,这才奠定了胜局。就连孙先生都特意撰文表彰呢。” 方三响恍然道:“噢,原来是革命元勋的产业,那自然要支持一下——啊?你说你在南市盘下一栋房子,不会就是这里吧?” 姚英子微抬下巴:“要不我怎么会讲起新舞台的掌故呢?他们搬了新家,我就把这旧址的房子盘下来了,做学校——革命元勋的产业,那自然要支持一下。” 她学着方三响的腔调,而后嘻嘻一笑。方三响本来还想问问价钱,嘴唇嚅动几下,终究没吭声。 两人正聊着,第三个人从另外一个方向缓步走来。他没有方三响那么高大,但四肢更为匀称修长,手里撑着一把伦敦绅士常用的黑面绸子伞,小心地遮住那一身笔挺的蓝灰西装。 “孙希,你辰光倒踩得蛮准嘛。”姚英子说。 伞边一抬,露出一张戴着金丝圆镜的俊朗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