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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國時代騎士∕新青年偶像，他是日本八○後青年，他是加藤嘉一 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其中有深深的中國經歷在起作用。 獻給父親的送別書，寫給自己的回憶錄， 所有知識青年們的奮起備忘誌－－ 一個目前仍生活在中國的日本八○後青年，以自傳體之筆依著時序娓娓說著成長經過，半工半讀的求學生涯，因避債必須與黑道談判甚至數度搬家的日子，可見筆者堅毅而樂觀的性格養成，告別運動員的精進之路，非循規蹈矩享受日本的大學生涯，加藤嘉一為何選擇北京大學，他又是如何融入中國，成為深具影響力的媒體人。 本書從筆者的降生談起，分為「逆風而走—我的自傳」與「發現中國發現日本」兩部分，依次描寫了幼年到現在的全部生活，留華五年的北大時光與日本青年邁入中國社會，關於「媒體生態」、「中日情節」以及「北京奧運的私人側寫」等諸多觀點。
1984年生於日本伊豆。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香港《亞洲週刊》、《廣州日報》、《The Nikkei Asian Review》專欄作家。2003年SARS高峰時赴中國，2010年獲得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目前擔任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座學者、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SFC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著有《以誰為師：一個日本80後對中日關係的觀察與思考》、《中國，我誤解你了嗎？》、《中國的邏輯》、《日本的邏輯》、《愛國賊》等。 作者官方網站katoyoshikazu.com/news/
TABLE OF CONTENT
自序 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 再序 前進中的運動員 楔子 Part1 逆風而走——我的自傳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規則是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我是「童工」出身 與黑道「談判」的日子 離別祖國 來北京的第一天 與「非典」有關的日子 北大的「小聯合國」——勺園的那些事兒 北大學子是「菁英」嗎？ 北大能不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我的人生規劃 Part2 發現中國發現日本 中國青年在「折騰」 不能讓高考壓死人！ 中國能走向和諧之路嗎？ 中國記者為何拿紅包？ 愚蠢的「左右」之爭 關於北京奧運的私人記錄 何謂「中國崛起」？ 日本「脫美入亞」了嗎？ 「反觀」祖國政治 中日人民能和諧共處嗎？ 後記 從北京到伊豆有多遠
CONTENT PREVIEW OF THE BOOK
何謂「中國崛起」？（節錄） 討論中國二○○九時，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一個觀點，即「中國人的想像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並被發揮到極致」。這點跟網際網路的發達、普及密不可分。數量超過美國總人口的中國線民，在虛擬空間發揮想像力，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從中激發出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智慧。「不差錢」、「躲貓貓」、「圍脖」、「釣魚」、「偷菜」等等，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安排和灌輸，而是自下而上的發明和創造。 我完全同意那些專家、學者們的觀察和結論。「被」和「不折騰」是具有時代性和代表性的。前者代表的是民間對現實的批判，後者代表的則是官方對未來的決心。而我認為，這兩者能夠在同一時期「被」發明推廣，二者並存，意味著中國真的進步了。政府深知老百姓承受的壓力和困難之大，所以默認了「被」這一極端政治化之語言的存在。老百姓深知政府承受的壓力和困難之大，所以接受了「不折騰」這一極端平民化之語言的合理價值。平民使用高度政治化的語言向政府釋放不滿情緒，政府使用高度平民化的語言向平民傳達自己的決心和理念，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有新意的。這在過去的政治語境中是很難想像的。我們應該以進取的精神去看待，並推進正在政府與平民之間發生的、微妙而敏感的互動。 二○○九年也是國內外有識之士對「中國模式」的討論達到高潮的一年。背景無非是以美國次貸危機和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為由頭，覆蓋全球的經濟─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化的現實。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出口下降到擴大內需，就業率降低到失業率上升，民工提前返鄉到「民工荒」，社會保障不健全到個人消費的停滯，國有企業壟斷到中小企業倒閉……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第一次真正使得中國政府和人民體會到什麼是全球化，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也無法自外於世界性的危機，只能與世界榮辱與共，同舟共濟。 根據歷史的經驗，世界每次遇到危機的時候，最大的受益者似乎總是學者。學者趁機更新知識和觀念，分析危機發生的因果關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那麼，如今大家討論最多的是美國模式的缺陷和局限。全世界政府和人民都贊同，次貸危機也好，雷曼破產也好，都是美國過多放任資本，過高評價市場功能的結果。隨之而來的是對政府如何在國際合作的前提下，以干預或調停的方式去救市的爭論。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資本與道德的關係、金融與哲學的關係、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對於這些關係，人類的反思和探究還會繼續下去。中國人說得特別精確：危機是「危」中有「機」的意思，是個「把壞事變成好事」的過程。在這裡，中國人的想像力又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中國將逐步成為新知識的生產者和輸出者。 冷戰的結束，一方面蘇聯解體，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走向低潮。一個超級大國的解體是無法否認的證據，使得人們開始懷疑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可行性。社會主義在低潮中走了二十年，在二○○九年似乎終於迎來了春天。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家開始全面或部分懷疑、警惕資本主義的同時，無論是紐約、東京、倫敦還是北京，書店裡邊暢銷的圖書中，再次出現馬克思的《資本論》，大家重新學習的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前者全面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向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專政。後者則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歷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大危機後，又陷入了三十年代大蕭條後的直接產物。不難猜測，在蘇聯已經瓦解近二十年後的今天，對於資本主義相對的衰退以及社會主義相對的復紓，最為感到驕傲的無疑應當是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把中國的發展現狀定義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正在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獨特的提法，是史無前例的創造。 根據以往的常識，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相對立的。從經濟體制看，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相互匹配，與社會主義匹配的則是計劃經濟。中國確實以自己的取捨證明過這一點。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也是特殊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未來……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中國問題」（China issue）或「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相當特殊。總之，中國現階段的特殊性毫無疑問。 很出乎意料，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我本來以為，中國要趁機抓住機會，向國內外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攻擊美國等平時這樣那樣批評中國體制的西方國家，向自己的人民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但結果，這一切並不突出，幾乎沒有聽到哪一個中國媒體將重心集中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上，也沒有出現這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的論斷。這些現象究竟說明瞭什麼？ 只能得出一個基本而初步的結論：中國不願意被西方發達國家視為另類，就是中國正在證明自己不是國際社會上的另類。冷戰的結束導致意識形態之爭為中心的時代走向終結，世界走向圍繞國家利益而展開合作與競爭的時代。在此情況下，就像中國領導人主張的那樣，不要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上糾纏，重要的是發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發展才是硬道理。 中國對「G8」或「G20」峰會的積極參與，對於「G2」的謹慎以及中美幾乎同時為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發表減排目標等，都體現著中國已經下決心努力扮演國際社會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的角色，以及與世界各國同舟共濟，走出金融危機，共創和諧世界的宏闊思維。 這一討論實際上與中國人如何面對「中國模式」息息相關。據我觀察，最近中國知識份子越來越謹慎看待「中國模式」了，有一批人甚至主張「根本不存在中國模式」。但美國、日本等國的有識之士卻越來越覺得，無人走過的、史無前例的「中國模式」有可能面世。其實，所謂「中國模式」的發芽已經是客觀事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個明證。問題是，中國人自己如何推進、深化國家建設的過程。現實是，中國盡力推進、外國十分歡迎中國努力適應國際社會的普遍規則，使得中國不選擇走另類的道路，或許是人類歷史進程的規律。那麼，「中國模式」又將走向何方？ 如今，在很多場合，中國人會問自己「我們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麼？」有相當多的人則在歎氣：「我們不知道該信什麼……」客觀來講，中國許多百姓感到匱乏的核心價值不是處於西方話語中心地位的人權、自由、民主等理念，而更傾向于流行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潛伏》中余則成（孫紅雷飾）口中所說的「信仰」。就是那種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動搖，願意為之付出一切的那種精神力量。 不管是西方意義上的「價值觀」還是《潛伏》裡說的「信仰」，都或多或少帶著所謂意識形態或宗教的色彩。但這無可厚非，人既然活著，經營的是人類社會，與意識形態或宗教之間有所牽連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日本人是不信宗教的，但都尊崇以神道為基礎的某種信仰，它以讓人們自律的方式忠誠於穩定與秩序，為日本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具體而言，日本有一句話叫做「世間樣（Sekensama）」，含義為社會至上。「世間樣」要求每一個國民，作為個人應該服從多數，更應服從整個社會秩序。在公共秩序方面，日本人的從眾心理最明顯，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國民性以及戰後培養出來的文明素質，使得大眾都相當克制，日本人比較懂得自律。「世間樣」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有享受平等的權利，從中獲得安心、穩定生活的巨大利益，就不應輕易違背「世間樣」約束的一切。在日本人的無意識當中，「只要服從秩序，從中能夠獲利」的觀念佔有主導地位。而事實也的確如此，這樣，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會做出正確的選擇、理性的決定。 西方的基督教也是如此。就像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裡論證的那樣，新教以讓人們禁欲的方式忠誠於穩定和秩序，為資本主義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們傾聽上帝的語言與指令生活。上帝告訴你要好好勞動，你就好好勞動。因為，對他們來說，基督教給予的是生活上的規範與人生的價值取向。上帝面前人們都平等，既然你是享受平等的權利，你就無法違背上帝的命令。這可不是「潛規則」。 據我所知，任何發達國家或社會都在尋求能夠讓民眾自律、禁欲的前提下順從社會秩序的某種精神力量和社會精神氛圍，規則或機制。在這點上，中國將不可能是個例外。一個國家的經濟越發達，對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需求越大，越需要能夠約束或制約人性中那種盲目膨脹、破壞秩序的欲望的信仰機制，否則，發展一定會受到挫折。這也是中國一直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原因吧。 在我看來，今天轉型中的中國最缺乏的是如前所述的「價值觀」或者「信仰」。之所以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八十後、九十後等年輕人那麼迷茫、浮躁、盲目，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可靠的價值和信仰。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或者物質發展與精神文明之間正在出現嚴重的失衡。精神泡沫及這種泡沫的崩潰，正在導致價值的空白和思想流失。 中國大眾今後究竟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價值觀或信仰？儒家思想無疑是重要選項之一。實際上，日本的社會穩定和秩序，以及人們對此的絕對服從，歸根結底是吸收、加工、利用儒家傳統的結果。日本人從小在家裡、學校裡、社會上無不隨時實踐和見證「和為貴」，和「天人合一」的境界。我們在學校上了十二年的道德課。因此，長大以後不需要再接受宣傳。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的力量，在日本隨時隨地可見。「日本模式」證明，儒家思想傳統確實能夠給一個發展中的社會帶來頗有生命力的價值觀和信仰。
